记乡镇老放映员渐远的背影 和老电影一起慢慢变老
现在人多的时候，观众有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
乡镇老放映员渐远的背影
杜邦先在倒片。放过的片子，片头在轴心，放映前必须把它们倒回来。
一段旧胶片，几张旧电影票，无声诉说着背后曾经的故事……
郑宏谋电影员放映证已经破旧不堪。
2013年4月9日，央视《海之南》剧组为了重现老海口的繁华，特别邀请省电影公司在中山路老街放映胶片电影《姐妹花》。
一束光投射出去，荧幕上闪出“沙沙”响的雪花，胶片在放映机上旋转，“哒哒哒”响……郑宏谋和杜邦先一人上胶片，一人在一旁快速倒带。仿佛在和时光赛跑……
日前，一则消息让一个淡出人们视野的群体再次浮出水面：海南省将近千名老放映员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部分老放映员还将获得生活补助和抚恤金。
这时人们才想起，曾经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期待的老放映员的背影已然远去……
当年的热闹早已不再有——有时候，胶片在转，电影在放，观众却只有一两个。
仍在用胶片
的电影队
6月11日下午，海口市龙塘镇龙塘戏院外，一旁便是龙塘电影队的宿舍。宿舍门口梁上贴着两个电话号码：号码的主人一个姓杜，一个姓郑。
要找他们放电影的人，通过上面的号码找到他们。
郑宏谋不时走出来看天气，“本来今天要到东营那边放电影的，看样子去不了了。”
机器已经摆出来了：在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里，堆了几十个箱子，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设备：放映机、电线、胶片、音箱……
悬空挂着一个袋子，摸上去软软的。“是荧幕，怕老鼠咬了，所以挂起来。”郑宏谋说，这些设备，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古董”。
8.75mm和16mm规格的胶片已停用了，现在用的是35mm的胶片。
郑宏谋把两个片盒装在放映机上，把胶片拉开一小段。正准备装上去时，胶片断了一截。“没事，还能接好的。”郑宏谋掐着胶片在机子里转了几圈，装好了。
700W的疝灯开了，胶片在“哒哒哒”的声响中转动起来，墙上现出了画面……在一旁的杜邦先的眼睛凑近一张凳子，快速地倒另一盘胶片……
海南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共1041人，其中健在的929人。
这些老放映员，多数已退出了电影放映的行当。龙塘电影队曾经是分一队和二队的，而今伙伴们年老的年老，转行的转行，剩下杜邦先和郑宏谋两个人在鼓捣着坚持。杜邦先说，仍有电影放的乡镇电影队以前有很多，现在海口只剩龙塘、龙桥、灵山等几个了，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搞。
有时只有一两个观众
杜邦先想了好一会，才想起最近一次放映的时间是5月7日，地点在龙塘镇的新民村委会，放映的是《义胆忠魂》，一部1991年的老电影。
那天晚上，看到只来了几十个观众时，杜邦先和郑宏谋都感到很意外。
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当晚村子里还请了腰鼓队。“他们两拨人，不知道已经请了腰鼓队，所以也请了我们。”腰鼓队来时，他们被要求暂停播放，等表演结束了再接着放。
“吸引观众的是腰鼓队，不是我们的电影。”郑宏谋有些失落。
放一次电影的收入约300元，除去了支出，两个人每人就分到三五十块钱。杜邦先说，一个月一般有一两场，多的时候能接到十场八场，有时一场也没有。
能坚持下来并不意味着这样放映的电影还有观众，里面有文化的因素起作用：乡村电影放映承袭村戏的习俗，在一些农村，求子、升学，村民去许愿，愿遂了，便唱戏或放电影。
杜邦先说，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观众;少的时候，甚至只有一两个观众。
去年6月，在龙塘镇新民村委会，一吴姓女子向一位“王爷”许愿后生下了一个男孩，便请了龙塘电影队去放电影。
放的是一部叫《红伶奇冤》的片子，但观众席上，却只有杜邦先、郑宏谋和吴女士3个人。“没人来看，只好3个人盯着荧幕聊天。”杜邦先说，一个胶片放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整个电影下来，要换9个胶片，他们就这样孤独地替换着胶片。
吴女士在一旁安慰他们：没人看，给神看，也是好的。
“只有一个人看，要300块，比去电影看贵多了。”郑宏谋也打趣道。
做了三十多年的放映员，杜邦先和郑宏谋两人经历过事业的辉煌期、滑坡期和没落期。他们也明白，他们的脚步赶不上时代，对于没有观众的冷清，早已习惯了。
曾经是村子里的明星
和老电影一起
慢慢变老
《地雷战》、《地道战》、《卖花姑娘》……最受欢迎的要数《少林寺》，还没放，场子便围得满满的，一些孩子爬到树上去看，还有一些爬到屋顶上去看。“我们盯着机器，忙得很，一开始的时候还要分派一个人来发电。”郑宏谋说。
电影队分成两个分队，3台机子全部出动。胶片只有一套，经常要“跑片”，这里放完一个胶片，就要赶紧送到下一个村去继续放。“群众在场地伸长脖子等我们。”郑宏谋说。
龙塘戏院内，偌大的观众厅犹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热闹。久积的尘埃，一脚踩上去扬起一片灰尘。二楼有编号的椅子已废弃，漏风的窗扉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远去……
夺去这些老放映员荣耀的是这个时代。1999年，当龙塘戏院成为危房时，杜邦先说，应该还不会倒，再放两年吧。于是继续放了两年，虽然戏院没有倒，观众却没有了……
“这些老放映员真的留给我们很多回忆。”在龙塘镇机关大道，一位朱姓女士说，她还十几岁的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KTV，这些在夜幕下拉开的银幕，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现在每天都有电视看，反而不像那时那么有味道了。”朱女士感慨。
杜邦先盘点了几个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后期，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事业由辉煌走向平淡;2000年，他们不再领工资;2006年，他们的放映工作停止，数码放映取代了他们手中的胶片;2014年，他们领取政府生活补贴。
原属性为“集体”的电影队，在时代的大潮中辗转起落。
杜邦先的一个儿子曾准备子承父业放电影的，但行业冷清了后给人打井去了。
杜邦先和郑宏谋近乎固执地坚持着。“从来没有哪一个文件说要取消我们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电影队。”郑宏谋说，他相信，虽然观众少了，但就像琼剧曾经衰落现在又火了一样，“乡村电影放映事业也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听说胶片要退市了。也许过几年我们也淘汰掉胶片，换数码的。”郑宏谋说，有一次，他和杜邦先放电影回来去吃夜宵，没想到一旁吃夜宵的中年人认出了他们。“他们向我们表示感谢，说当年是看着我们放映的电影长大的。”
“所以，我们既然与电影结缘，就要坚持放电影，继续下去。”郑宏谋说。
一旁的杜邦先说：“我们放了一辈子的电影，我们还有信心。”
尽管，这两个老人已年近七旬。
杜邦先翻开一本《电影放映人员登记证》。上面记录杜邦先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时间：1977年10月。
“当年拿到这个证件，像领到结婚证一样开心……”杜邦先回忆说。
当时，他放弃村委书记的职位来放电影，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件荣耀而风光的事。“觉得党和人民信任我，把这个重担交给我，我很珍惜。”杜邦先说。
他们还细心地保存着一叠泛黄的纸片，那是龙塘戏院的电影票。
在龙塘戏院关门前，郑宏谋负责下村，杜邦先则负责戏院内的放映工作。杜邦先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叫《节振国》。那是在1976年5月前后，票价是3角钱左右。上映那天，周围村子的村民赶来，售票处排起长龙，1100个座位的龙塘戏院，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1979年到1983年是高峰期，白天放，晚上也放。”杜邦先脸露骄傲神色。
“你知道那时挑什么人来放电影吗?专挑多才多艺的!”郑宏谋是海南中学高中毕业的，他曾为自己当放映员感到自豪，“我能写广告，能画海报，能修机器。”
那时的放映员，就像明星一样。每个村子都盼着郑宏谋的到来，郑宏谋提前几天，便会做好海报贴到村子里。到了放映的那天，来负责接待的一般是生产队队长，“从这个村放到下一个村，放到哪里就在哪里睡，一般一出去一个星期才回来。”
村民宰羊杀鸡来款待他们。“走到村口，连3岁孩子也认得我们。”郑宏谋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