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色性侵案”受害女学生因染性病曾欲买刀复仇
3月14日,广西奎路律师事务所吴晖,将一封对“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法院审理级别的管辖异议书,提交到隆林县人民法院,建议该案“提级审”。被称为“助学达人”的王杰,十年前创办“百色助学网”,被人举报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随后被警方逮捕。近日,隆林县检察院以强奸罪、诈骗罪两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依据《刑法》规定,‘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刑事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我认为他有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此提出应由中院审理的管辖异议。”吴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据悉,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最初都确定由基层法院审理,后经社会各界广泛呼吁,最终都“提级”由中级法院审理。
被称为“助学达人”的王杰,十年前创办“百色助学网。去年8月,王杰被人举报性侵女生、克扣善款,随后被警方逮捕。近日,隆林县检察院以强奸罪、诈骗罪两项罪名对其提起公诉。
得知王杰性侵一案将由基层法院审理后,作为该案三名受害人中小然(化名)和小星(化名)的法律援助律师,吴晖说他认为隆林县法院对本案不具有管辖权,应该“提级”由百色市中级法院审理。
吴晖说,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并结合起诉书,百色案中,王杰涉嫌强奸三人,其中未成年人两名,另外,2010年2月27日王杰强奸小云(化名)未遂,起诉书没有指控。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属于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情形。
此外,王杰的行为还符合四部委《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25条中的多项从严惩处的情形。根据该条规定,对未成年人实施强奸,不但应当从重,当具有强奸“农村留守儿童”、“多次实施强奸”以及造成未成年人“怀孕”或者“感染性病”等后果的,更要依法从严惩处。而这些情形同样属于《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的情节恶劣和严重后果。
他认为,本案中,小星因为遭性侵后,染上“脏病”,病状带给她身心伤害。而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小然更是因毕业前夕怀孕,而没能拿到小学毕业证。
吴晖说,强奸罪之外,王杰还被指控犯有诈骗罪。他不仅利用人们帮助贫困孩子读书的善心,以助学金为诱饵实施强奸,还把魔掌伸向善款,这无疑伤害了大众的情感。
从社会影响巨大角度考量,吴晖认为,百色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是被害人众多,还因为它时间久远,难以取证。除了已站出来的三人,更多被害人因怕泄露隐私而失声。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根据最高法《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作为4种“提级审”类型之一,也应改由中院审理。
更在意“找回”的亲情
受害女生之一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隆林县检察院公诉书,指控王杰对她的性侵行为总共三次,她认为这只是对有王杰现场视频的几次做了认定,而实际的侵害次数,应该在七八次之多。其中一次导致了她小学毕业前“堕胎”辍学。
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妈妈在自己9岁时暴病而亡,留下7岁的妹妹和4个月的弟弟。父亲常年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姐弟三人,只能与奶奶相依为命。
当渴望读书的她遭遇学费难题时,老师推荐的配有照片的助学金申请表,将12岁的她,推送到王杰面前,她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易辙……
就在两周后面临毕业考时,小然发现已有两月没来“例假”。没人可以依靠的她,假借暑假跑到父亲打工城市,在药店自购堕胎药吞食下去……她也中断了一个优秀生的求学之路。
她说按照起诉书对王杰三次性侵行为时间看,应该没有计算怀孕这次侵害。她说王杰知道她怀孕的事,当年告诉他后,“他不但不相信,还叫我回来找他!”
吴晖认为,性侵幼女致其怀孕,属于对被告人定罪量刑造成严重后果的从严情节。之所以没有指控,可能与没有相关证据证明有关。
据小然说,当年买堕胎药的票据没有留存。她当时也没敢把性侵经历向父、叔提及,只有姑姑知晓此事。但因和姑姑有保密约定,所以当警方突然跑去调查时,姑姑没有证实她当年怀孕之事。
当北青报记者提出,如果她愿意,可以找姑姑做相关采访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检方时,小然拒绝了。“王杰最后判多几年还是判少几年,相比因为重提此事,害我找回的亲情再次失去,我宁愿选择放弃!”
小然去年作证指控王杰后,警方来到她家人打工地核实情况。突闻此事的叔叔观念上接受不了,觉得她给家人丢了脸,放出让她“能走多远走多远的”的狠话。之后,在当地无法继续谋生的小然,孑身一人远离乡土“流落”京城。
今年春节,全家人回隆林老家团聚。虽然没人表示原谅她,但小然觉得能接纳她让她返乡团聚,这已非常不易,她边说边浮现出受宠若惊的表情。
身染脏病曾欲买刀复仇
读高三的小星与自己崇拜的“善人”王杰相见,时间是2009年2月14日,地点是百色市,缘由是王杰“想核对一下助学金申请信息”。当晚,本打算去亲戚家过夜的她,被王杰以时间太晚不便打扰为由留宿宾馆。
遭受王杰性侵害后,倍感耻辱的小星,一直躲在浴室拼命洗刷身上的污浊。出来时,她发现王杰正在摆弄电脑,而此前,王杰的手提电脑呈开启状态对着床头。小星没有意识到,色魔经常会在性侵现场留下视频,并以此要挟控制受害少女。
只是王杰没有料到,这些现场视频最后成为“自证其罪”的铁证。
第二天路过药店时,王杰特意给小星买了避孕药,并且“体贴”地将她送到返乡的车站。
回去不久,小星发现自己下体奇痒。她开始往来田阳医院做妇科检查,化验显示她的检测指标呈阳性。在之后的三个月内,面临高考压力山大的小星,又背上了病痛的重荷。药力的副作用,让她呕吐、乏力,体重一路锐减。本来能上二本的她最后只考上大专。
“这中间我曾联系王杰,想让他帮我出钱治病。可当初侵犯我时,口称肯定会对我负责,学费、生活费一路包到大学的他,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见。”在自费掏腰包上千元治病后,心理极端不平衡的小星萌发了报仇的念头。
“我花2元钱买了一把水果刀,然后约王杰出来见面。不知他如何觉察到不对劲,死活不肯出来见面!”2015年10月26日,利用午间工余接受采访的小星坦言,那段时间,对王杰“怀恨在心”的她,总想着和他同归于尽。后来,经过班主任及主治医生反复开导,她才慢慢在心中放下此事,使得一起血案最终得以避免。
六七年前的往事,小星说她不可能还留有当初治病的票据,而此前抒发胸臆的几本“私密日记”,在结识男友后,连同那把用来复仇的水果刀,一同被自己销毁了。
三位女孩站出来作证
百色市隆林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十年前“画家”王杰以个人名义创办“百色助学网”,向社会公开募捐,称以资助贫困生学习。
其网站资料显示,截至事发时,有4597名贫困生得到资助,募捐总额727万余元。没有公募“资质”的王杰,九年间,竟以个人银行账户受款巨资,一路绿灯。
事实上,对王杰其人以及“百色助学网”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最后都不了了之。但这些发声却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秋楚(网名)。
从2014年初开始,远在山东的捐助者秋楚,开始了他的“猎狼”之举。一年间,他甚至有两三个月“埋伏”在隆林暗中调查。很快,王杰性侵女生、克扣善款的事就浮出水面。
去年8月,秋楚通过媒体披露了此事,并向警方提供了小然、小星、小云三名证人。“我自己也有一个9岁的女儿!”秋楚这样向北青报记者解释他做这事的初衷。
2015年10月23日,秋楚远赴南宁,协助隆林警方调查。当他得知被自己艰难考证出来的至少11名受害人,仍然只有最初的三人肯站出作证时,沉默良久,他对北青报记者说,如果办案过程中,能够避免“二次伤害”的话,局面本可以改变。
小星说,当一封注有“县检察院公诉缄”的邮件,寄到自己单位、被公司前台签收后,同事间很快传递起奇怪的眼神。“那段时间电视台在播王杰性侵的视频,大家都很敏感。检察院来函,很容易引起关注。就不能用不带检方名称的信封吗?”小星这样发问。
种种蛛丝马迹,终于让对小星过往毫不知情的男友,发现了她隐藏六七年的秘密。就在两人约定的“双十节”结婚登记日前,二人“闹僵”分手。“他不能容忍的不是这件事本身,而是我一直欺瞒着他!”小星说。
今年即将高考的小云,是三人中比较“幸运”的,轮到对她取证时,已经有女警在场。“针对侦查过程中存在的二次伤害,我们专门前往案发地,与相关办案部门进行了交涉。”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主任李莹告诉北青报记者。
再害怕也会坚持去开庭
3月2日午夜12点半,小然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张励志照片,下面配有三个字的“标签”式说明:“流浪然”。在自己的名字前冠上“流浪”二字,于内心深处将自己定义为流浪者,三个字洞穿了小然而今的精神“无着”。
小然目前在南宁一家公司做销售,工余,作为爱心义工的她,会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
2月25日,是小然农历19岁生日。远离隆林老家的她,度过了她成人后第一个生日。几个月前,在北京“北漂”了数月的她,又回到广西。“爸爸想让我离家、离奶奶近一些!”小然这样向北青报记者解释。
在小然的手机里,珍藏着一张“全家福”照片。这是她春节后离家前一日拍的。画面中,小然紧紧挽住父亲的胳膊,将头依偎在父亲肩上,一脸幸福。小然说,这是她和父亲唯一的照片,父亲平日很少照相。
“在南宁全加起来,我只有5个朋友。因为我始终没有安全感!”她竖着手指向北青报记者讲述。7年过去了,小然身上留下的伤害仍让她痛彻骨髓。
问她如果王杰没过几年就放出来怕不怕,小然回答:“说不怕是假的。当初他就曾对我说过,‘隆林是我的天下’。但怕也没用,只能面对”。
小然告诉北青报记者,在QQ空间,她曾和未谋过面的小星相约,会尽全力参加庭审,“只为看看当初的王杰,现在是什么样子!”说这话时,小然一脸快意恩仇的表情。
专家观点
“提级审”体现司法机关的重视程度
2015年10月9日,中华女子学院和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孙晓梅及知名刑事律师和刑事法律专家,召开儿童性侵问题应对研讨会,与会专家针对百色助学达人性侵个案的取证难点、定罪疑点及适用法律进行了探讨剖析。
在近日得知百色案将由基层法院审理后,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妇女儿童保护问题的专家,向北青报记者坦承了她的观点。
她说,当年贵州习水嫖宿幼女案提级审了,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提级审了,它们最初也都是定由基层法院审理,经社会各界呼吁后,改由中级法院审理的。
相比“百色助学达人性侵案”,上述二案受害人也并非特别多,性质恶劣和严重程度,也并不比百色案更严重、更恶劣。但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案件,提级审判能体现出司法机关对这类案件的重视程度,法官在量刑上也不用再受基层法院刑期上的“框限”。
张荣丽认为,如果一个性质如此恶劣、后果如此严重、社会影响如此巨大的刑事案件,放在基层法院审理,法官在量刑时,可能会受到量刑限制。因为基层法院量刑的最高刑期只能在有期徒刑之内。而交由中院审理,则可以让法官“放开手脚”,该轻则轻、该重则重。
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张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