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滨邹鲁”的美誉 明清小说中的海南
【原标题】 明清小说中的海南
海瑞是公案小说的主角。
明代的海南岛，文教日盛，有“海滨邹鲁”的美誉。
但是，由于海南岛与大陆之间隔着一道海峡，天堑是险途，很多人没有来过琼州，于是对这片热土充满了好奇之心，尤其是对于文人，充满神秘感的海南让他们放飞了无限的想象力，琼州也因此成为很多小说作品的“大背景”和“大舞台”。
明清两代的各类小说中，涉及海南的不在少数，一些作者还是文学史上的大家和名家，如施耐庵、袁枚、蒲松龄和李渔等。
遗憾的是除《钟情丽集》可能是丘濬的作品外，海南本土文人创作的小说十分少见，基本上处于缺位状态，这是一个值得寻味的文化现象。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期，也是海南文化的鼎盛期，本土文人有诗文别集传世者不在少数，琼剧在明代也已经出现，惟独在小说领域，海南文人一直缺乏建树。究其原因，或许与小说边缘化的文化属性以及海南文人崇尚主流文化的心态有关。
丘濬可能写过小说
在明清小说史上，与海南历史文化关系最密切的小说首推《钟情丽集》。这是一部在明代问世较早、影响甚大的中篇文言小说，曾被收入多种十分流行的小说选本。明代奇书《金瓶梅》正文前的欣欣子《序》，专门提到“邱琼山之《钟情丽集》”，可见其在文坛上影响之大。
《钟情丽集》的作者相传为海南历史文化名人丘濬。丘濬是否为《钟情丽集》的作者，目前学术界尚存有争议。但《钟情丽集》本身与海南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不容否认的。
《钟情丽集》文中有大量对海南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的描写，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时代特征。《钟情丽集》将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搬演到海南，并在文中一再宣称“琼南人物倾天下，才子佳人两无价。吴门越里何足数，蓬岛瑶池此其亚。”“天香国色产南国，不让中州独专美。”这不仅是对小说中辜辂、瑜娘这对才子佳人的赞美，更是对海南文明进步的歌颂。
《钟情丽集》为表现海南文风之盛，在小说中穿插了大量的诗词，被后世视为“诗文小说”的代表。万历《琼州府志》卷三《风俗》云：“明兴，道化翔洽，文教四讫。今不患其不文也，特患文之太过，流而弊耳。”《钟情丽集》的文体特色，正是明代海南文风的折射。
海南人爱诗，时至今日，还被称为“诗歌岛”，这种风气可谓由来有自。
海瑞“走进”公案小说
经历了明前期海南文教事业的大发展之后，至明代中期，海南文化的发展步伐已经基本和内陆地区同步。正如丘濬《琼山县学记》所言：“然今日衣冠礼乐之盛，固无以异于中州。”一方面，海南文人极力融入中原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内地文人对海南本土文化缺乏了解，于是，海南文化逐渐被大陆文化所“同化”。当然，这种“同化”，仅仅是一种观念上的同化。海南文化依然葆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只是不受关注而已。从当时流行的公案小说中，不难看出这一趋向。
提起公案小说与海南历史文化的关系，人们很容易会联想到海瑞。明清时期，与海瑞有关的小说主要有三部，分别是《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简称《海公案》)、《海公大红袍全传》(简称《大红袍》)、《海公小红袍全传》(简称《小红袍》)。
《海公案》问世最早，现存最早刊本是明代万历三十四年(1606)序本，上距海瑞之死仅19年。明代万历年间，出现了一股公案小说热，《海公案》应运而生。该书的重心并不在于歌颂海南文化，而是侧重表现清官断案的智慧，故事均发生在海瑞居官期间，地点多在江浙一带，内容与海南无涉。全书四卷，共71回，每回各讲一则断案故事。书中故事并非取材自海瑞真实事迹，其中大部分是转抄自其它公案小说。
《大红袍》大约问世于清代嘉庆年间。该书以明代嘉靖年间海瑞与严嵩、严世蕃的斗争为主线，表现了忠奸斗争的主题。《大红袍》的故事内容完全出于虚构。历史上，海瑞虽然痛恨严嵩、严世蕃父子的所作所为，但严嵩在世的时候，海瑞官小职卑，又不在京城，根本不可能和严嵩、严世蕃父子发生任何正面冲突。《大红袍》作者有一定的地理知识，对海南地理交通的描绘基本正确，但缺少对海南风土人情的详细描写。
《小红袍》是《大红袍》的续集，主要写海瑞年老还乡之后，太师张居正阴谋篡位，海瑞复出，与张居正进行斗争，借天波府杨家将的力量扳倒了张居正，功成身退，长命百岁，死后升天为神，做了“天下都城隍”。和《大红袍》相比，《小红袍》不但在艺术上比较逊色，情节也更加荒诞不经。《小红袍》作者对海南地理环境几乎一无所知，例如第一回写海瑞籍贯，便将“琼山县”误写为“琼江县”。
李渔《连城璧》卷十二《贞女守贞来异谤朋侪相谑致奇冤》是一篇以海南为故事背景的短篇公案小说。与海瑞系列小说相比，李渔的小说对海南地理环境的描写更为真实，风格更具写实性。李渔一生走南闯北，交游广阔，熟悉各地风土人情。文中涉及到的地名，如琼州府、定安县、府城等等，皆为海南实有之地名。但小说中有一关键情节，写十月下旬天气转凉，司马氏犹穿纱衣，而其侍婢则已穿夹袄。这段描写似不太可信。小说的故事背景虽然设定在海南，但文中并没有突出海南文化的地域特色。
聊斋水浒均有琼州人物
明清时期，受交通条件的制约，海南与内陆之间依然存在一定隔阂。因而，在明清小说中，很少看到对海南历史文化有价值的真实描绘。倒是在一些志怪小说集中不时能够发现涉及海南的笔墨。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和《续子不语》、解鉴的《益智录》中，都有以海南为背景的作品。这些志怪小说对海南的描绘，往往掺杂了太多的神秘想象和历史记忆，缺乏真实感和时代感。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两则故事发生在海南，一为《粉蝶》，一为《巧娘》。
《粉蝶》中描绘神仙岛四季如春，令琼州士人阳曰旦艳羡不已。其实，海南岛的气候四季如夏，与神仙岛并无二致。蒲松龄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北方，三十岁时唯一的一次南游，曾到过江苏宝应、高邮一带，这里距海南尚有两千多公里。因此，蒲松龄对明清时期的海南并不熟悉。在小说中，蒲松龄视海南为蛮荒之地、贬谪之所，乃是源自历史记忆的积淀。
袁枚《子不语》中，有多篇故事与海南有关，如《老妪变狼》、《鬼门关》、《口琴》、《禁魇婆》等。其《续子不语》中也有与海南相关的故事，如《鹏粪》。这些故事，大都篇幅短小，搜奇猎异，虽有对海南风土人情的直接描绘，但却充满神秘之感，有些甚至十分荒诞。《子不语》是一部戏编之作，其创作动机是“广采游心骇耳之事”，用以自娱。袁枚对海南如此关注，恰恰说明时至清代，在多数内地文人的心目中，海南依然是一个神秘而又陌生的所在。
解鉴《益智录》(又名《烟雨楼续聊斋志异》)第三卷有一则故事，名《琼华岛》，写琼州士人向青云怀才不遇，后在海上遇风暴，漂流到琼华岛，在这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大兴礼乐，强兵富国。文中对琼华岛接受中土礼乐文化的描写，与海南岛敞开怀抱接受唐宋贬官，直至明代人才辈出的这段历史，颇有相似之处。
除上述专门描写海南的作品外，明清小说中偶涉海南的作品还有不少。如《水浒传》第四十九回，称梁山好汉孙立、孙新兄弟“祖是琼州人氏，军官子孙”。在宋代，琼州是流放罪人之所。琼州与“水浒”一样，象征着在奸臣当道的社会中，有才能的忠义之士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明代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九十六回，写郑和下西洋归来，遇赵鼎显灵，免遭鳅王祸害。小说借此表现对大明王朝的歌颂。赵鼎是宋代宰相，被贬谪到海南，至今海口“五公祠”内还树立着其雕像。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沿海经济有了较大发展，涉及海南的小说也越来越多。如蔡东藩《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涉及不少与海南有关的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徐珂编《清稗类钞》中，也有不少与海南有关的故事。
一些广东作家，更是每每将笔触伸向海南，如邵彬儒的粤语短篇小说集《俗话倾谈》中有一篇《邱琼山》，写丘濬少年时的一段故事，比较通俗有趣，说明丘濬的形象在广东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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