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疍民千年迁徙路径：疍人曾分布全岛港湾
上世纪八十年代三亚港疍家女子渡船上岸。王叶丽摄
疍家人出海捕捞。胡亚玲摄
编者按：在汉族人口大批量迁徙上岛之前，最早从华南大陆迁徙到海南岛的黎族先民可称为原住民，继后是临高人、疍民、俚人，再后是回民、苗人等等。被称为水上居民的疍家人，长年以海为家，傍海而居。他们什么时候来到海南岛?分布情况如何?他们对当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刊特约陈光良教授对此问题做一次解读。
疍民南下耕海谋生
疍民迁徙海南岛从事耕海生计的时间始于秦汉时代。
《正德琼台志》记载：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遣伏波将军路博德等平南越，明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置珠崖、儋耳二郡，共领瑇瑁、苟中、紫贝、至来、九龙五县。其中，瑇瑁、苟中、紫贝隶属珠崖郡，至来、九龙隶属儋耳郡。”汉武帝开琼施政首置郡县，取“珠崖”名郡，“瑇瑁”“紫贝”名县，皆以海洋珍贵特产冠为郡县名，可见当时海南岛东北部已有专业从事海洋捕捞生计的族群，其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引起朝野的关注。这些从事海洋捕捞生计的族群，应是从岭南江河海隅迁徙过来的疍民。
历史上迁徙海南岛的民族构成复杂多元，各民族乃至各支系因所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传统文化的差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经济文化类型。根据民族学经济文化类型理论分析，秦汉时代海南岛居民的农耕经济文化类型可分为三类：一是黎族先民“山林采集狩猎、刀耕火种游垦”的原始农业类型;二是临高人“男耕女织定居、犁耕养殖并举”的丘陵稻作农耕类型;三是疍民“浮生江海，居于舟屋栏棚，捕捞水产为业”的热带海岛渔捞类型。秦汉至隋唐，考察海南岛族群迁徙分布的路线及定居点，就会发现这样的图景：擅长刀耕火种的黎族先民多数沿着河岸溯流而上，最终向森林茂盛的高山峻岭走去，离环岛海岸线渐行渐远;勤于犁耕稻作的临高人，凭着他们已经掌握丘陵稻作的生产技能，对黎族先民丢荒的“山栏园”和靠河边的低洼地重整开发，聚合在岛东北部丘陵地区落户定居;而习水驾舟善于耕海的疍民，则对渔业资源丰饶富集的海湾滩涂情有独钟，他们造舟为屋，观潮察汐，看风使舵，随鱼虾汛期迁徙各处港湾，采珠拾贝，撒网垂钓，耕海谋生。
疍民长年累月漂泊环岛海港河口，居于舟船，捕鱼为业，海域滩涂是他们的劳动对象，船艇是他们谋生的劳动工具，也是家人栖身生息之所。他们一家一艇.，船艇上面有遮蔽阳光风雨的篷盖或帆架，船艇中部则是家人日常起卧的居室，船尾有击水划船的摇橹，船舱用来收集网钓工具和鱼货。较大的船只则竖桅挂帆把舵，可以在汛期驶出外海面作业。
疍人曾经分布全岛港湾
海南岛渔业资源得天独厚，尤其是近海河口，自然形成渔业资源富集的生态系统，俨如疍民的天然“养鱼场”，因此，在古代社会流徙到海南岛从事海洋渔业的疍民，其生产生活的状况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窘迫，除了舟居跼促，还有每年夏季抵挡南海生成的几场台风暴雨之外，平常日子还是过得有滋有味。从海南地方志记载疍民历来服从当地官府“岁办渔课”来看，疍民的收成还是稳定的。
宋代，海南槟榔、吉贝等土特产销两旺，赵汝适在《诸番志》“海南”条中记述海南商贸和市舶管理时提到“疍舶”：“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于舶舟之中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名疍舶。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税钱，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赡。”从这则史料可见，当时有一部分疍民以舶运的方式参与环岛港口日益兴旺的商贸活动，所收稅赋，“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赡。”
北宋时期，海南粮食供应紧张，当时解决军民缺粮问题要靠北船运输。苏东坡写道：“北船不到米如珠，醉饱萧条半月无。”北船原由北军即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负责掌舵渡海，但他们不了解琼州海峡的潮汐潜流，“率多沉溺，咸苦之。”时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陈尧叟果断決策：将雷、化、高、太平四州之民租米，送到与之水路接近的海峡北岸递角场，“令琼州遣疍兵具舟自领”。疍兵参与北船运粮之后，成效显著，“人以为便”，陈尧叟因此项“宦绩”而入载《琼州府志》名宦录。
至明代，海南疍民人口已分布在全岛各地沿海港湾谋生，人口总数和户口数均有较快的增长。明《正德琼台志》记载有明正德七年(1512年)海南疍民人口和户口的统计资料，海南大学张朔人教授据此整理成下面的列表：
从上表可见，明朝正德年间，海南疍民已环岛分布在各处港湾从事渔业生产活动。
史料记述疍民生育率较高：“每人生八九子或至十余”，据此笔者估算明代中期疍民总人口约1.8万人，占海南岛当时统计总人口250143的7%左右。
著名学者陈序经在《疍民的研究》中分析疍民迁徙活动时写道：“在琼州东北的清澜港，每年春夏两季，好多疍家渔艇，从万宁陵水一带随南风而来清澜。他们在清澜海傍，有些插木为柱、以茅为瓦，有些仍住在艇上。到了秋冬两季，他们又随北风而南返万宁陵水。他们秋去春来，就象燕子一样，一年要住二三个地方。”
族群变迁走向融合
清代乃至近代，海南岛疍民人口占全岛总人口比例及分布区间有减缩的趋势，主要原因是明清时期汉族移民人口激增，黎族人口的自然增长速率加快，造成疍民人口比重下降;其次，从福建闽南迁徙过来的汉族渔民，从事海洋渔业捕捞的船只吨位、网钓工具及其深海作业技能，对疍民的传统捕捞方式形成竞争压力，导致疍民的作业海域和生存空间被挤占;再次，在海南岛东北部发展成为海南岛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后，疍民族群的文化变迁不可避免，在“临(临高人)化→汉化”的历史背景下，逐渐走向民族融合之路。
据海南学者冯仁鸿先生考证：居住于海口市海滨沙洲自称为“疍家族”的水上人家，历史上为数不少。烈楼(天尾)、后海(镇海)一带系疍家先民开发，正德七年有183户，迄今已被“临化”了。清末民初，居住在外沙尾、韭菜园沙洲的疍民有四五十户，迄今已被同化为海口市民。盐灶海滨的捕捞队，20世纪80年代有110户。据入琼张氏第十八代孙张行深介绍：其始祖原籍福建莆田，始迁阳江，后代亦皆舟居，环海南下，曾住湛江、吴川、乌石、硇洲滨海等处;入琼十八祖，已十二代。今尚存手抄“族谱”，阳江、吴川等地尚有亲戚及祖坟，居琼已三百年矣。清朝乾隆年间，白沙门下村是当时闽粤沿海疍民的聚居之地，全村有9姓，37户，迄今仍操粤语系的疍家话。其刘、梁两姓，原居顺德;周、李二姓，原住高州;其余各姓，经湛江、安铺、确洲、海安等地迁来，至今大都六至八代。百年来，自本村先后迁入市区定居的疍民也不少。今海口疍民居有捕捞新村、捕捞旧村和白沙门下村等三个村庄，计197户，944人。他们依然操疍家话，但对海口话也较为谙练。
三亚港和陵水新村港的疍民当问其祖籍时，大多说是来自广东阳江、江门、新会、番禺、顺德等地的水上人家，至今已繁衍七、八代有余。据此推算，晚清之际，珠三角又有多批疍民闯海扺达海南岛南部港湾谋生创业。三亚南海社区居委会梁云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本人祖籍广东新会，来三亚定居至今已经繁衍生息到第7代，如今子孙满堂，带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近300多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疍民的民族成分归同于汉族。主要聚居在海口海甸港、陵水新村港、昌江海尾、临高新盈港、三亚港、榆林红沙、后海、海棠湾(海尾)等地。其中陵水新村镇疍民有2500多户，三亚市散居的疍民估计有1万人左右。(文\本刊特约撰稿陈光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