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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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毅
70年前，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两党救亡图存，携手合作，共同筑起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掀起了一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
国民党正面战场奋起抵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巨大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改变了过去的妥协态度。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声明：“我们知道全国抗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国共两党经过谈判，终于达成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实施正确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与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毛泽东后来就说：“假如没有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在军事上，国民党正面战场奋起抵抗。特别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这些战役的指挥及实施虽然存在失误，但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这些战役沉重打击了不可一世的日军，粉碎其“速战速决”的狂妄计划，使之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促使相持阶段加快到来。第二，国民党爱国官兵不怕牺牲、英勇杀敌的抗战事迹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第三，这种顽强抵抗一扫国民党军队疲弱旧习，令国际社会肃然起敬，吸引了友好国家和海外华侨的积极援助。第四，为政府机关和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时间，创造了持久抗战的有利条件。
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开辟敌后战场。1939年1月，毛泽东明确肯定：“友军的协助是明显的，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八路军的将士应该感谢直接间接配合作战的友军，尤其应该感谢给予自己各种善意援助与忠忱鼓励的友军将士。”他还曾评价：“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出于对中共力量迅速壮大的恐惧，他们加紧了反共活动。但客观来看，这一阶段国民党的抗战整体上仍比较努力，先后开展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战役、浙赣会战、鄂西战役和常德战役等一系列大规模战役，给日寇造成了重大杀伤。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还派出远征军入缅作战，展示了积极抗日的态度。
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大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战斗3.89万余次，毙伤日军85.9万余人，自己付出了322万人的重大伤亡。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血洒疆场，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涌现出佟麟阁、赵登禹、郝梦龄、张自忠、戴安澜等一大批为国捐躯的高级将领和上海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贡献，中共中央1943年7月7日在《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曾说：“整个中国战场上，六年来的作战，实际上是被划分为正面与敌后两大战场。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因此必须增强这两个战场互相援助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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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倡导、促成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开辟的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
在政治上，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1935年，在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而奋斗。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又积极支持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五项国策，并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工农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接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具有重大让步性质的四项保证，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决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迅速发表通电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在7月15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递交给国民党。9月22日，国民党发表这一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曾评价：“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在整个抗战中始终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中共中央面对这一严峻的事态，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未与国民党决裂。皖南事变的发生及中共的应对，使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和国民党内正义人士的普遍同情。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面对如此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经过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在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运用劣势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累计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消灭伪军118.6万人。解放区军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部队伤亡60余万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敌后战场的英勇作战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正如朱德所说：“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又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这种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下来，那末敌人就会继续长驱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反人民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
对敌后战场的作用，当时的一些外国观察家予以充分肯定。1944年，美军观察组通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向国内报告：“七年来，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七年来，共产党人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中外记者团也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归来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写道：“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日军对中共的积极抗战也有详细记载。早在1938年，华北方面军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1940年，华北日军又一再惊呼：“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到了1944年初，他们更是宣称：“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毫无疑问，这些来自敌人、把中共军队视为主要对手的判断，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得出共识：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毛泽东曾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才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