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六位亲人上战场（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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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里仍健在的老八路、今年90岁的任连荣向邓玉芬雕像敬献花篮。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在北京市密云县石城镇北部的深山里，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山岭——猪头岭，英雄母亲邓玉芬的家就坐落在这里。这里曾是八路军和游击队的落脚之处，也是伤病员的疗伤康复之所。如今，石墙旁的野花悄然绽放，因为它记得，邓妈妈送丈夫和5个孩子参加抗战的感人事迹；墙角的老桑树依然茂盛，因为它记得，邓妈妈悉心照料八路军伤病员的母亲情怀。

　　“这么多年了，三奶奶仍然活在我们心中。她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村里的老八路、90岁的任连荣眼里泛出晶莹的泪花。

　　“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石城镇，张家坟村英雄母亲广场，邓玉芬的花岗岩雕像巍然屹立。5月6日，评剧《母亲》在雕像前举行了建组仪式，邓玉芬的故事有望于7月搬上舞台。

　　“如果几个儿子没有牺牲，老人家现在肯定是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几位老人连声长叹。邓玉芬的孙子任连国和奶奶一起生活了18年，老人的故事他可以讲几天几夜，“奶奶1891年出生在密云县水泉峪村。幼年家境贫寒，未成年就嫁到张家坟村。婚后夫妻俩房无半间，地无一垄，只好借住在亲戚家，靠租种地主的几亩土地过活。”

　　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邓玉芬，生就一副刚强的性格，她不怕穷，不信命，相信总有过上好日子的一天。怀着希望，她含辛茹苦地拉扯起7个儿子。

　　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破了邓玉芬质朴的愿望。密云县党史办主任郭生河告诉记者，1933年，密云长城以外的地区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划入伪“满洲国”，邓玉芬的家乡坠入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糊口，三个大点的儿子离家外出去扛活，夫妻俩带着几个小儿子搬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开荒度日。最不能忍受的是，日本侵略者强迫百姓忘掉自己是中国人。邓玉芬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儿子们：“记住，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

　　1940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来到猪头岭。邓玉芬第一次聆听八路军宣讲抗日道理，懂得了只有穷苦人都行动起来，拿起枪杆打日本，才能救国救己。

　　不久，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十团参谋李瑞徵来到这里组织游击队。邓玉芬和丈夫商量：“抗日是咱自己的事，把儿子叫回来打鬼子去吧！”丈夫二话没说，揣块糠饼子连夜出去找儿子。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白河游击队在猪头岭成立，邓玉芬的大儿永全、二儿永水成了游击队战士。从此，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游击队紧紧连在了一起。9月，三儿永兴不堪忍受财主的欺压跑回家来，邓玉芬又送三儿参加了白河游击队。三个儿子随游击队到外地作战，邓玉芬托人捎去话：“别惦记家，安心打鬼子。”

　　儿子在外抗战，邓玉芬在家也闲不住。她承担起全部的家务活，让丈夫腾出空为八路军运军粮、背子弹、跑交通。

　　“当时，我们家是八路军和伤员们的经常住所。”任连国说，邓玉芬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喂汤喂水、精心照顾，把粮食省下来，自己以野菜充饥。每当伤病员痊愈离开，她都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拉着手送出老远……八路军战士都知道，猪头岭有个温暖的家，那里有位慈祥的妈妈。

　　“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

　　1942年春，噩耗传来，丈夫任宗武和五儿永安被日军杀害，四儿永合被抓走。邓玉芬闻讯几次晕厥过去。然而，邓玉芬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她对两个小儿子说：“姓任的杀不绝，咱和鬼子拼到底！”邓玉芬没日没夜地刨地播种，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

　　不幸接踵而至：1942年秋，大儿永全在战斗中壮烈牺牲；1943年夏，四儿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1943年秋，二儿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死在家里。接连的沉重打击，邓玉芬都挺住了。她脸上的笑容少了，但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对子弟兵更亲了，在她的心里，每个战士都是自己的儿子。她盼望着六儿、七儿快些长大，继承父兄的遗愿，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4年春，日军进行疯狂“扫荡”，百姓纷纷躲进深山。小六儿跑丢了，邓玉芬背着7岁的小七躲进一个隐蔽山洞，为了掩护藏在附近的乡亲和干部们，眼睁睁地看着幼子连病带饿死在怀里。她再也承受不住这巨大的打击，当即昏过去。醒来时乡亲们告诉她，敌人撤走了，小七埋在山坡上。邓玉芬扑倒在孩子的小坟上失声痛哭，泪水一滴滴渗入坟土……

　　失去六位亲人，邓玉芬告诉自己要坚强地活下去，她要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1945年8月15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邓玉芬眼噙泪花，告慰九泉之下的亲人，咱们胜利了！

　　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逝世，享年79岁。临终前，她嘱咐公社干部和亲人：“把我埋在大路边，我要看着孩子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