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无战事》编剧刘和平：这个戏，女人进不来
前晚，50多集的《北平无战事》在大热的讨论声中落下帷幕，当晚观众纷纷在网络上即时表现出“依依不舍”与“念念不忘”的情绪，甚至还有观众表示大结局让他们泪水涟涟。这种现象在近年的荧屏简直堪称罕见。而创造这一部现象级电视剧的“头号人物”——《北平无战事》的编剧和总制片人刘和平昨天在北京参加第二期华策杯编剧培训班时，接受了年轻编剧以及扬子晚报记者的采访提问。 扬子晚报全媒体记者 张漪
关键词：变数很多
作为历史学家与著名编剧，刘和平贡献给荧屏的力作几乎部部令人难忘，例如《雍正王朝》、《大明王朝1566》、《甲申祭》等。当天谈及他筹备了七年的《北平无战事》造成的荧屏热度，刘和平显然觉得这超出了他自己的预期。不过，他拿自己的剧本构建以及故事走向来表达了内心对“结果”的从容接受。
“《北平无战事》的起点站是北平的‘七五事件’，终点站是解放军进德胜门。一路走过来，中间发生了什么，变数是什么，我自己其实都不知道，我写剧本和小说是不写大纲的，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只有一个起点站和终点站，中间一路只能考察地形。我只能说我这种讲故事的方法结构方式，不足为法，它是不能够学习的。”刘和平特别举例，由于无法预知下面会“发生什么”，他几度崩溃，“例如‘谢木兰之死’，我原来没有这样设计，突然到那个时候她就死了，她一死之后，我抓瞎了，我不知道国民党该怎么面对，共产党该怎么面对？后面的故事该怎样讲下去……那一段一路写下去，写得非常非常累。”
关键词：智商不够
“我自己写的时候也已经不够用”
作为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刘和平创作的很多剧不仅具有营养且考验观众“智商”，因此有关于《北平无战事》的讨论其实更是在一些有文化层次的人中热烈展开的。对此，刘和平看得很冷静，“《北平无战事》颠覆了以往说故事的一些固有的规律，以至于给大家的审美关上带来一定的阻碍和疲劳，也不能说我这个东西多么好，有人说有些观众‘智商不够’，也不是！是我自己在写的时候，我智商就已经不够了，这致使一些观众看时十分辛苦和疲劳。”
所谓“智商不够用”，有些是指剧中人的一些言辞有着厚重的底蕴，例如剧中时有吟诗据典。例如梁经纶那句著名的“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那不属于我”，以及《孔雀东南飞》这些典故的运用。刘和平称自己这是有意为之，“我有意加入了一些新文化新诗派的内容，还引用了前人的典故，包括借古人的话表达现在的意思等等。
原因是曾有一个老人对我的影响比较大，他是史学泰斗、南开大学的冯瑞。在写《大明王朝》之前我向他请教过，他曾跟我很郑重地说，现在的作品太少传导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思想，但凡有可能多用一点多传达一点。我记得冯老跟我说的话，我经常在我写的东西里面自觉地想到这些粘黏手法。”
关键词：男人戏
“写女性是我的短板”
《北平无战事》最大的成功是创造了十几个活灵活现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似乎今天都还存活着，并且活在我们的身边。昨天刘和平先拿曾可达与方孟敖两个主角举例，“这个戏里面有众多的人物关系，我为什么会想到曾可达和方孟敖这一组人物关系，其实还不止曾可达和方孟敖，这一组关系还有曾可达与梁经纶，曾可达与王蒲忱，曾可达与孙朝忠，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归一，就是蒋经国。曾可达是蒋经国的副官，后来他担任了少将，他对蒋经国特别忠诚，反共他是坚定不移的，但是有一点，这个人很纠结，接受比自己高领导思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脑子短路。”
有意思的是，《北平无战事》几乎全是男人戏，精彩的也都是男人之间的关系。刘和平很有趣地承认，“写女性是我的短板”。“我写不好，这部作品里有一点容不下女性，它的空间和篇幅把男性之间各种复杂的关系说出来，已经把大家搞得很累，确实不关女性什么事，包括国民党内部老一派和青壮派的斗争。48年这个阶段，共产党在延安完成了整风运动，国民党经过八年抗战，自己形成勾心斗角的局面，这些东西都是男性之间，雄性与雄性之间在权力角逐，不是为了雌性角逐，女性很难进来。昨天我看了大结局，刘烨与沈佳妮最后的激情戏大家觉得融不进来，跟整体风格不合，也证实我自己在布局、结构、风格上的把握。”
关键词：骑士精神
“不要小看都敏俊”
在前天的大结局中，最后谢襄理留在了解放后的北平城，然而在解放的那一刻他回忆的却是自己的女儿，让很多观众热泪盈眶。对此刘和平称，这贯彻了他写作的理念，“小事不拘，文艺作品写的都是小事，没有那么多大事，文艺作品靠大量的细节，把它丰富完成，这些东西是足以感动读者和观众的。《北平无战事》结尾就是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多大的事，可是我写的东西就是小事，活生生的女儿出现在他面前，她已经死了，怎么会出现欢迎人群呢？这就是我对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理解。”
至于结尾处反复被刘烨提及的“堂吉诃德”，刘和平也表示，“后郡县制中国就没有了两个精神：真正意义上的贵族骑士精神，还有士大夫精神。我特别想在《北平无战事》里边，说一下‘骑士精神’，就像方孟敖。方孟敖的骑士精神，不过是一个堂吉诃德。我曾经说过中国有一千个方孟敖，一万个方孟敖这样的青年，还怕什么美帝国主义，真就不怕它了。我觉得中国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精神。就像韩国那样的小国家，在今天这个时候觉得大家物质高度发展了，爱情贬值了，就塑造一个都敏俊，400多岁了，超能力，跟女人谈爱情谈得要死要活，就是不能上床，这也是呼唤一种精神，大家不要太随便，今天谈一个，明天谈一个，开始要死要活，过不了几天为小事吵架又分手了。于是有了都敏俊，有了真正的爱情，因为这个时代缺少他，才塑造这样的人物，不要小看《来自星星的你》，人家在塑造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