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冯子平追忆王国兴 不怕打仗怕当官
原标题：“儿子”冯子平追忆王国兴——
不怕打仗怕当官
王国兴同志在工作。
冯子平参加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的联络秘书证。
王国兴参加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证。海南日报记者苏建强摄
“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声声高呼中，人群和旗帜、彩绸、鲜花、灯饰交织汇聚成了喜庆的锦绣海洋。这一天，是1949年10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30万军民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见证了开国大典举行的庄严时刻。
刚刚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的王国兴久久凝视欢腾的人海，一会儿情不自禁地赞美：“人民解放军可真威武!”一会儿又想起什么似的向站在身边的“儿子”冯子平询问：“解放军打到哪里了?海南什么时候能解放?”
转眼间，66年光阴如水流逝。时年还只是个19岁年轻小伙的冯子平已然年过古稀，可那一天、那一年所发生的事还深深烙印在他的脑海中。如同他的“父亲”王国兴，这40年来一直活在他的心里。
认“父子”代表黎民上京赴会
一个是领导白沙黎族人民武装起义，又配合琼崖纵队开创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黎族领袖;一个是刚刚从出生地泰国回乡参加琼崖纵队，又任新华社琼崖分社记者的归国华侨，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被同样炙热的报国之志牵引到一起，结成了不是父子胜似父子的忘年交。
1949年6月28日，一封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电报发到了时任中央琼崖区党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冯白驹将军手中。电报中说：“黎民中能否派一名代表参加新政协，如有适当人选，望立即开报姓名建立并准备经港赴平，速复。”
经几位区党委领导研究决定，曾领导黎族人民武装起义，又曾任白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王国兴成为代表黎族人民赴京参会的最佳人选。此决定也得到了中央统战部的批复同意。但问题是，王国兴没有出过远门，更重要的是除了黎话和简单的海南话之外，并不懂得说普通话，需得有人贴身陪同上京，担起秘书、翻译和保卫的职责。
这个重任落到了琼崖工农红军总司令冯平烈士的侄子——冯子平的肩头。“刚开始我有许多顾虑，首先是没有去过北平，不认识路;其次我不会说黎话，怕难与和王国兴沟通。”但是，这些顾虑在冯子平与王国兴见面的第一天就打消了。眼前这个憨厚的黎族汉子不仅同意了与冯子平在路上为伪装身份而互以父子相称的提议，并且二话不说接受了冯子平为其改起的假名“冯夙吉”，喜笑颜开地连声叫好：“出门就是要讲吉利嘛!”
那年，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在革命根据地之外行动，极有可能被国民党官兵发现，稍不留神就会落入圈套惹来杀身之祸。王国兴与冯子平只得在交通员和卫兵的引领下日伏夜行，由五指山步行到临高头咀码头乘船横渡琼州海峡，抵达雷州半岛后又从香港途经台湾海峡到达青岛，最终换乘汽车抵达北京时，已经在路上消耗了一个半月。
“这一路上，除了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王国兴还克服了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他其实是坐不惯船的，途中曾对我说‘昏头昏脑，不大舒服’。又比如，为了掩盖身份佯装出国旅居，平时爱抽烟的他也忍着一个多月没有抽。”冯子平回忆，顺利到达北京后，王国兴曾问他要过烟抽，但找来一包香烟，却不合他胃口。
“我不吃这种烟，只吃水竹筒烟。”王国兴比划着告诉他，水竹筒烟是由一根约80公分长的竹筒安上烟嘴做成的，一小团烟丝塞进烟嘴里点燃，抽起来竹筒里的水咕噜咕噜响。第二天，冯子平又找来一个银质的手持烟筒，还买回了一大团烟丝，他记得，“王国兴拿着烟筒一抽，听见烟筒里的水也咕噜咕噜地响起来，就忙大吸一口，高兴得不得了。”
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
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到了北京，冯子平与王国兴几乎都是一天24小时呆在一起。在如此远离家乡的陌生地方，不会写字也不会说普通话的王国兴仿佛也失了几分曾经叱咤沙场的英气，对冯子平颇为依赖——
办理新政协会议代表证时，申请表是冯子平代填的;准备大会发言时，发言稿也是冯子平代写的。“会前好几天，我就把大会安排发言的事对他说了，但他一直摆手拒绝，‘大家都讲了，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冯子平只好耐心劝说，“你代表黎族来开会，也要代表黎族人民发言，否则回去了怎么交代?”
于是冯子平按王国兴的意思拟了初稿，又读给他听。“做得。”听罢，王国兴说。但又有新的担忧，“我又不懂讲国语，怎样上台呢?”
到了发言那天，人们看到，这“两父子”一前一后地上了台。先是王国兴用黎语讲了几句，后是冯子平以洪亮的声音翻译：“少数民族向来被统治者认为做奴隶是够‘资格’的，但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是没有份的。今天不同了，共产党不但分给我们田地，同时也分给了我们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的权利……”
掌声雷动中，王国兴与冯子平相视一笑。这一笑不仅包含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还隐含着只有两人知道的小秘密——原来，王国兴背不下文绉绉的发言稿，但不识字的他看着稿念也不成。于是，冯子平给支了个招：“你就用黎语把前两段说个大概，反正参会代表都听不懂，后面的就交给我好好念给大家听就可以了。”
丰富的斗争经验、坚定的革命信念以及在参会发言的出色表现，王国兴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但是，参会几天以来，他一直为此“想不通”。参观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回到住地，他又对冯子平提出请求：“你再帮我向上级反映，我不当这个官做不做得?”
始终劝说无果的冯子平只得找来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委员、筹委会党组干事会干事的杨静仁。“杨静仁一进门便对他双手作揖：‘恭喜恭喜，你的当选是你的光荣，也是黎族人民的光荣!’王国兴回答说：‘叫别人做好不好?’”冯子平笑着回忆，杨静仁立刻不容置疑地握住王国兴的手说，“中央相信你，你就当，怕什么?”又放松笑着补充一句，“人家要钱都买不到这个官，让你当你却不肯，真是不可思议。要为人民服务嘛，好好干!”
直到听见“为人民服务”这几个字，一连几日郁郁寡欢想着“辞官”的王国兴才终于不再拒绝。
别忘了你还有个哥哥
新政协会议结束后，冯子平并没有护送王国兴返回海南。因为会议后期，他得知新闻学校在北京开班培养新闻人才，本就身为新华社海南分社记者的他很想把握住这次机会，留在北京深造。
原以为王国兴不会同意，没想到鼓起勇气提出后，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笑呵呵地说：‘这是学习的大好机会，你安心学习，等海南解放了再回来!’”时隔多年，冯子平忆起此事仍颇为动容，“多好的领导啊，这不是把我当成秘书，而是把我当成自己的儿子一般对待。”
这个“儿子”从未忘记“父亲”的恩情。后来，“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全国之时，时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长的王国兴亦未能幸免于难，遭受残酷迫害甚至被关押挨打受辱。这场浩劫过去，王国兴虽重获自由，但已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我上门去看他。他坐在小厅，还和从前一样手拿着水竹筒烟，手捻烟丝塞进烟嘴，一口一口地抽，倒也乐在其中。”冯子平说，见他来访，王国兴放下烟筒起身与他握手，开口便带着豁达：“老冯，不死又见面了。”
这“父子俩”之所以后来改口互称“老王”、“老冯”，是因为王国兴曾告诉冯子平，按黎族的习惯，这样称呼比“父子”、“同志”还要亲。
王国兴送上清茶，说了一句：“老冯，你也吃过不少苦，是理解我的。”低头沉思好一会儿，才又像个小学生一般小心地问：“你说，共产党还肯要我吗?”
看着王国兴身上穿着的粗布衣裳，冯子平一阵心酸，抬高音量：“你是黎族人民的领袖，是最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的。你放心，共产党不会忘记你，一定还会要你的!”
患难更见真情。1975年1月9日黄昏，王国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冯子平未能见其最后一面，留下终生的遗憾。但他听闻，王国兴病危时，曾给其子王家贤留下遗嘱：“你还有一个哥哥叫冯子平，你要记住他……”
这就是黎族人的耿直秉性——认定一个人的好，就一辈子与他相交。这份鱼水交融的“父子情”，将一个黎族家庭与一个汉族家庭永远地维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