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古今谈——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儒学古今谈

——论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

　　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出：“对传统文化中适合于调理社会关系和鼓励人们向上向善的内容，我们要结合时代条件加以继承和发扬，赋予其新的涵义。”基于此，儒学在历史上的向上向美之功，在今天的继承与发扬之法，本文在此概说一二。

　　（一）儒学在历史的发展

　　儒家文化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文化，并非生而高贵，它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和验证过程，尤其是经过了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才形成了今天的儒学风貌。

　　首先，是春秋时期孔子的开创和战国时期孟子的完善，在先秦时代确立了早期儒学。孔子学术的核心思想是“仁”，他首开私学、传道授业，虽然也曾在故地鲁国为官、虽然也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以图宣扬治国理念，但在生前，他的学术思想于政治上并未成功施行，此时的儒家学说，只是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的一个学术门派，陈述一家之言而已。所以孔子生前最伟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儒家学派以及培养了弟子三千，使儒学拥有传承衣钵的学生、具有将学理发扬光大的基础，这是儒家教育远远高明于其他诸子百家的不朽之处。自孔子后，儒学经由曾子、子思等人而传至孟子，孟子继承着孔子“仁”的正统思想并进一步发展“仁政”理论，孔孟思想于此时形成了儒家道统，在诸子百家中蔚然大观。

　　孔孟儒学，虽由孔子、孟子以毕生之力奔波于各国朝堂及讲堂传播，终究也只是文化个体的民间行为。而汉武帝时期的学者董仲舒，比较诸子的得失优劣、崇尚儒家的治国之道，认为理政治国、育民教子，以遵循儒学为佳。所以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进而将儒家思想提升为治国纲领、推广为正统学说。儒学自此时起，真正将学术与政治联系到一起，将为学与治国联系到一起。这是儒家学说经过进一步的吸收、阐释、发展，开始了儒学的政治化。

　　第三个重要阶段，是宋代程颐、程颢、朱熹等儒学大家经过选择性地吸收不同学派的思想，而形成了理学体系。尤其是朱熹，为儒家经典《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注释，使这四部书成为官方钦定的“四书”，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这就将儒学益加巩固为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但凡读书人，必读儒家经典；但凡举子，必为孔门弟子。至元代，蒙古族统治下的中国虽一度废除科考制度，但知识分子并未就此废弃儒学的教化，及至明清两代的科考，必从儒家“四书五经”中选题、必以八股文形式解题、必依朱熹《四书集注》而“代圣人立说”，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于思想领域的一统天下达到极致。

　　在程朱理学之外，宋明时期还发展出了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知行合一”，是“致良知”之学。继承心学的大儒很多，他们学以致用、成就不凡，比如明朝赫赫有名的一代首辅徐阶。

　　清末曾国藩，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于理学、心学皆有吸收、遴选和发展、应用，并且真正实践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路，修己达人，经世致用，武能治军，文能安国，被评为是清代“中兴第一名臣”，更被誉为“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而毛泽东也曾高度评价曾国藩：“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自近代新文化运动以来，一些学者将西方思想辩证吸收进本土儒学，在这种思辨之中，产生了新儒学，“融合中西哲学，以建立新儒学”。

　　以上是儒学在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