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提议保护《更路簿》: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
一张“航海记录图”——南海《更路簿》在全国两会上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热切关注。
因何而关注?起因于今年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与海南大学计划共同推动设立的一个《更路簿》课题。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在筹备开展该课题时发现,南海《更路簿》已经到了需要“抢救性保护”的地步,了解《更路簿》的传承人一位位离去,而后代渔民又因现代先进航海技术的发展而对古老的《更路簿》愈加陌生,传承面临“后继无人”。
“将《更路簿》纳入国家重大专项课题”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罗保铭当场对此表示支持,《更路簿》保护也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广泛热议。
一张图胜过万千文字,诉说着海南渔民耕海的历史。
南海文化遗存的保护呼声,正穿透历史传递着……
价值重大——我国在南海历史性的捕鱼权、航行权和所有权的有力支撑3月5日下午,海南代表团分组审议会场,高之国代表在发言时提到了一件让他记忆犹新的事:战略研究所和海南大学今年计划推动设立一个专项课题来研究《更路簿》。
“我们说自古以来南海诸岛是中国的,有什么证据呢?”高之国代表说,一个铁证、活的证据和法理的、历史的证据就是南海的《更路簿》,从中可以推导出中国在南海历史性的捕鱼权、航行权和所有权。
高之国代表说,这项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没有做,而那些口头传承人都年事已高行将离去,时间非常紧迫,应该尽快设立国家专项课题,进行抢救性发掘、研究和保护。
他希望这个课题能成为国家重大专项课题。
高之国代表建议,由海南省牵头,会同国家海洋局,组织全国力量,彻底把南海《更路簿》的事攻下来。“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去年我们约了一个人,在海南澄迈县,但我们去时这个人去世了。时间再拖,可能就找不到人了。”
代表的建议引发了热烈关注。全国政协委员施耀忠就感叹说,《更路簿》是渔民祖祖辈辈用鲜血和汗水换来的南海作业指南,也是海南渔民集体的智慧结晶,对其加以保护和挖掘非常有必要。除了最大限度地搜集省内外《更路簿》抄本,进行集中整理外,还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研究成果。“这将有助于海南的文化提升,有助于人们了解海南、研究南海。”
连介德委员也表示,“作为文化形态而存在的《更路簿》,其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明显。”
实施保护——从科学研究到现实利用都要全方位推进全国人大代表、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对《更路簿》保护极为关注,不仅关注,而且已与高之国代表携手,跑在抢救《更路簿》的保护之路上。
“作为中国最南端的211大学,海南大学有义务从民间角度、学者角度,站在第一线为保护《更路簿》作出贡献。一直以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李建保代表告诉记者,离琼赴京参会前,他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校长办公会议,也是关于实施《更路簿》史料的抢救、挖掘、整理工程。
李建保代表说,在海南大学历史上,投入这么多的时间、精力支持一个文科科研项目也并不多见。为了加强科研力量,该校还打算高薪聘请其他专家参与到该项工作中来,“搭平台、组班子、立项目、引人才,能为保护《更路簿》史料做的,我们都会尽力去做。”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代耕耘、守护南海的历史见证,也是国家对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主权的铁证。”钟文委员表示,现在发起对《更路簿》的搜集保护和挖掘研究,有着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钟文委员认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引起中央到省委、省政府对《更路簿》保护的重视,建议成立工作小组,专门来从事《更路簿》的挖掘保护工作。“一定要有计划、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及时组织专家学者深入沿海渔村,进行搜集整理。”
《更路簿》产生于帆船时代,帆船时代渔民的生产生活,只有通过老渔民的口述史才能逐步清晰。对此,钟文委员建议,为了保存鲜活的史料,可以对老渔民进行采访,听他们口述,并以影像资料等有效形式加以保存。
“此外,我们还要用好它。可以通过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更路簿》展开学术研究讨论,这将在提升海南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南海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发挥重要的现实意义。”钟文委员说。
传承传播——保护的同时应以多样方式强化国民南海意识,不仅要研究、要保护,更要有传播、有传承全国人大代表、三沙市委书记、市长肖杰感言,保护南海《更路簿》,对拓展蓝色经济空间,也是具有重要意义和重大历史价值的。《更路簿》是海南先民的航海智慧结晶,过去没有先进的航海工具,老百姓就创造了《更路簿》这个“航海记录图”。“看着像‘天书’,但却是海南渔民世世代代在祖宗海上的创造耕耘,这是了不起的文化遗产,记录、开发和研究《更路簿》,对我们三沙维权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三沙市也将大力支持《更路簿》的保护。”
肖杰代表说,《更路簿》将成为三沙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海口办公基地,三沙在筹建博物馆时会把《更路簿》作为重点搜集和保护对象;在永兴岛,目前,三沙市与国家文物局合作建设海下考古中心,也将设立多媒体博物馆,规划对《更路簿》进行多媒体制作处理后,以三维立体化的方式加以展示和呈现,让更多人可以深刻感受到古代先民的航海历史,这不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也是一种使古老《更路簿》走向普及的新方式。
谈及《更路簿》的文化传播,朱鼎健委员认为,海南可以借《更路簿》保护来提升国民的南海意识。“国内民众对南海基本知识了解甚少,有一些活动和媒体甚至出现常识性的错误,有关南海主题的读物也不多见。”朱鼎健委员建议,将琼粤桂,特别是海南省作为南海研究的前沿基地,从文教、出版、体育、旅游等领域重点探索一条如何在国民层面提升南海意识的有效路径,以便国人进一步认识南海、了解南海、重视南海,推动我国开发南海、保护南海的工作步伐;组织编撰面向海内外出版的多种文字版本南海丛书,在中小学历史和地理教材中体现南海主题。
朱鼎健委员说,可以尽可能广泛和深入地搭建起一个南海文化、南海研究的平台,保护和研究《更路簿》等南海文化资源。建议海南等省创办若干个有关南海研究的刊物、网站、微信公众号,在高校创立南海研究各领域的专门机构,打下全民提升南海意识的扎实基础。
保护现状实物搜集困难、传承者老去、年轻人多不了解 远航“指南针”正沉入历史深海
记者蔡倩
“远海打鱼何处去,问问潭门《更路簿》。”《更路簿》,这本海南渔民远海航行的“指南针”,以手抄本的形式代代相传,指点着后人在茫茫南海上找寻生路。
《更路簿》在民间的保护现状如何?记者3月6日走访琼海市潭门镇,发现该镇掌握《更路簿》的老船长仅9人健在,他们所保存的仍是以文本抄写的《更路簿》;年轻渔民更加依赖卫星导航,对传统航海知识已一无所知。
手抄手绘的航海经
3月6日,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一个有着海南特色的传统庭院里,82岁的苏承芬正在家门口修理自行车,他不捕鱼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在家安享晚年。苏承芬手中有一份宝贝,那是一本祖辈三代传下来的《更路簿》。
记者对其表明来意,希望见识一下他珍藏的《更路簿》。苏承芬二话不说,马上从屋里捧出“传家宝”,小心翼翼地打开几层牛皮纸,两本《更路簿》和一本海流记录展现在记者眼前。
一本《更路簿》是手抄本原件,16开大小的白纸钢笔抄本,横排书写,每排字迹都与装订线对齐,发黄的纸张、已经脱线的笔记本、生锈的订书钉、因气候潮湿而渲染开来的笔迹,都显出这些手抄本已经上了年头。苏承芬说,为了方便使用,他用圆珠笔抄写了另外一本《更路簿》,航行路线与原件稍有变化。老船长们手中的《更路簿》没有统一的名字,没有完整的装帧,只是他们祖祖辈辈传抄的随身携带、可以指路航行手抄手绘的小册子。
据琼海市文体主管部门负责人称,目前《更路簿》传承和动态保护面临着很大困境,实物搜集十分困难。为抢救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琼海市已启动实施《“南海航道更路经”项目保护规划》。
渐渐老去的传承人
一张由省政府颁发给苏承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证书挂在他家中墙上显眼的位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南海航道更路经代表传承人,苏承芬如今算是“潭门一宝”。每逢镇上举办出海仪式等大型活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船长总会受邀出现在活动现场,对渔民们普及航海知识。
“潭门还有多少渔民保存着《更路簿》?像您这样了解《更路簿》的老船长还有多少?”记者问道。“《更路簿》以前每家都有,航海路线也有同有异。现在不好说,前两天我还数了数,懂《更路簿》的潭门老船长可能只有9个了。”苏承芬说,掌握《更路簿》的潭门老船长中年纪最大的已近九旬,最小的也有77岁了。那些帆船时代的老船长正陆续离世,与时间赛跑的迫切感令人油然而生。
后继乏人的文化遗产
3月6日上午,潭门渔港几十艘渔船正装卸海鱼,一筐筐泛着银光的海鱼源源不断地送入库房,现在正是渔民一年里最繁忙的捕捞季节。
渔民借助先进的捕鱼、导航设备,进行远海“春耕”,每天都有大批海产品销往各地市场。踏上一艘渔船,记者询问船工:“你能看懂《更路簿》吗?”船工回答道:“用不着了,现在我们都靠卫星导航。”
随着卫星导航系统、航海地图和天气预报系统整体装备了渔船,《更路簿》这一古老航海经与现代渔民渐行渐远。加上老渔民们相继离世,传统航海经越来越难寻了。依赖科技手段的新一代潭门渔民对《更路簿》等流传数百年的传统航海知识几乎已一无所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积累了数百年的航海遗产将随着9名老船长的离去一并消失。
“对《更路簿》故事感兴趣的人很多,但真正要学的人很少。”苏承芬说,目前在潭门尚无《更路簿》学徒与《更路簿》传习课堂,社会公众仅停留在“听故事”阶段。
虽然卫星导航已经代替了《更路簿》,但是《更路簿》在潭门的影响并未消失。潭门镇上教村35岁的渔民卢传明虽然现在完全依靠现代设备指导航行,但在父亲的言传下也能看懂《更路簿》,“通过卫星导航比照,你会发现它的记录真的非常准。”
专家访谈
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痛心感叹:现存于世《更路簿》仅十余本
记者陈蔚林
“老船长怀念着南海,是它无私地献出了食物和宝藏,给了渔民富足的生活;老船长怨恨着南海,是它无情地夺走了无数耕海人的生命,留给渔民无尽的遗憾。”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娓娓道来,承载老船长这份复杂情感的,是那本世代相传的《更路簿》。
自1989年起,周伟民与夫人——同为海南大学教授的唐玲玲,就因受海南省有关部门委托,主持编纂海南地名词典之机缘,开始了对《更路簿》的研究。20余年来,通过田野调查、史料收集等方式,两位教授于2015年底出版专著《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对海南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更路簿》进行了全方位的文化解读。
在充分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周伟民、唐玲玲惊讶而痛心地发现,自元代开始出现,估计可达万本之多的《更路簿》,现存于世的竟不过十余本,且大多处于并不科学的保存环境当中。他们一路追问:凝聚着南海渔民智慧与勇气结晶的《更路簿》,为何会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
随着科技的发展,卫星导航和定位系统日益完善,南海渔民已经不再依赖《更路簿》出海谋生,自然的丢失和损坏必不可少。但除此之外,周伟民还在与渔民的深入交流中寻到《更路簿》失传的许多其他原因。
他举例,这些被时代淘汰的航海工具书,在新耕海人手上已经没有了实用价值。在还没有意识到其价值的年代,人们甚至用毛边纸制成的它来引火甚至作为厕纸使用。只有老船长还肯把它们留在身边,每每怀念耕海岁月就翻开看看聊以自慰。海南人所用的藤枕多有一枚空洞,老船长看完后便把《更路簿》塞进去,伴着自己入眠。
“渐渐地,船长们老了,离开了人世。儿孙们为了安慰父亲的灵魂,就把藤枕等贴身的物品焚烧或者一同埋葬,《更路簿》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周伟民说,这并不是个案,大部分《更路簿》就是这样,永远地带走了南海的秘密。
周伟民说,《更路簿》已经存亡攸关,抢救《更路簿》时不我待。这些年,许多其他省区市高校来琼寻访《更路簿》及其传承人,都大多收获无几。学术界为此奔走呼号,他与夫人为了亲眼见到一本明代《更路簿》,更是不惜以耄耋之躯三赴广东。
听说有全国人大代表在大会上提出从国家层面对《更路簿》进行抢救性保护,周伟民倍感安慰。他希望,代表的建议能够引起国家有关部门重视,首先从思想上对《更路簿》之重要性作出认识,然后制定起规章制度,设立起专项资金,将《更路簿》保护工作系统组织起来。
“我们研究20多年,也不过能为《更路簿》保护尽一点点绵薄之力,只有国家层面重视起来,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真正保护和利用起来。”对于《更路簿》的明天,周伟民有着太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