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积极不干预"退出舞台？"适度有为"提上议程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早前提出，香港“积极不干预”思维在今日全球和地区的竞争环境中已经过时，政府需要“适度有为”去引导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面对质疑，他近日再在香港报章上刊发长文，阐述自己的政策理念。

　　香港，这个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赞誉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竟然宣布要放弃扬名海外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究竟原因何在？有香港媒体表示，港人并不反对“适度有为”，问题是特区政府作好一切准备了吗？

　　“适度有为”来了

　　梁振英8月25日在香港多份报章发表长文。他举例，有政治团体去年建议特区政府，协助在内地的香港中小企业转到缅甸等成本较低的地区建立工业园。这种提议，在港英时期肯定不容于所谓“积极不干预”政策。不同于“适度有为”中政府可以出手相助的理念，那时主流思想会坚持说，这是生意人应该自己承担的“以身犯险”。

　　“适度有为”思维有脉络可循。梁振英上任的首份《施政报告》就阐述了这样的概念：“在市场可以发挥优势的时候，政府不应干预，只要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但当市场失效、未能发挥功能，政府一定要有所作为。”他在最新刊发的文章中则强调，如市场运行有违港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时，政府必须有为。

　　而作为对立面、主张“积极不干预”的人则认为：政府在应对经济问题时，如果采用计划或干预的方式通常被认为徒劳无功且有害；“积极”是指政府综合考量诸多因素，不过通常在权衡利弊后，结论大多是以不干预为佳。

　　回顾港英时期确立的“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史，就会发现争议一直不断。香港回归以后，两种观点壁垒分明：香港社会政治精英多不认可“积极不干预”，前财政司长唐英年批评那是港英政府“骗人”的，2006年时任特首曾荫权表示港府“并不奉行”这一政策；而西方经济学家多为拥护派，一直视香港为自由经济“最后堡垒”的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佛利民，2006年就撰文抨击香港政府令“积极不干预”制度夭折云云。

　　争议声中，梁振英的态度非常坚定，那就是不能将所有的民生事务交给市场，在产科服务、奶粉、住宅单位等问题上，因为短缺而影响到广大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便有责任做一些事情。“我们有‘双辣招’，实行港人优先，让外地人来香港买楼，无论是自住投资或者是‘炒楼’的数量都可以受到控制。”这都是“适度有为”。

　　“无为而治”难达目标

　　原财政司长梁锦松认为，“积极不干预”那种消极的经济政策跟不上形势。“现在全球的大环境都在极大地变化，更厉害的是新的科技、互联网、大数据、新材料、3D打印、生化科技等都在冲击着整个大环境，如果政府是无为而治什么都不管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失败的。”

　　香港《经济日报》文章认为，政府适度干预在全球并不罕见，明显者如内地或新加坡，即使美国政府，对经济亦有指导。例如正改变美国经济面貌以至地缘政治的页岩油，其技术发展正是在华府长期的扶助中成熟的。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梁振英更是感觉到“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压力。他认为，在香港经济腾飞年代，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三小龙在经济的介入上更深。香港人十分欣羡韩国近年在创意文化产业上的飞跃发展，但要看到，人家背后有积极干预的影子。“香港周边的经济体政府，都大力支持甚至资助当地的产业发展。”

　　在梁振英看来，包括前海、南沙、横琴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适度有为的空间。”香港在国家大战略上可以搭顺风车，比如港府就考虑设立专门机构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发展。在港媒看来，如今内地正起草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香港尤其港府若不积极参与，香港经济非但不能把握机遇，更可能白白将契机送予邻近城市，变相自我边缘化。

　　要跨两道关口

　　梁振英在长文中除了论述对“适度有为”必要性的看法，更进一步表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是重要的理念问题，愿意秉持“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与各界人士切磋交流。

　　在梁锦松看来，在有为的时候也要控制政府的大小。如果政府太大了，占国民经济收入太高，很可能就会把资源的市场挤压掉，而且官员太多可能会把私人企业管得太严甚至管死了。香港《经济日报》则认为，面对新形势港府确应有所作为，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经济与产业研究，更要赢得公信力，跨过这两个关口才能免于草率及争拗。

　　《经济日报》摆出一连串问题发问说，香港经济在哪些方面有现行与潜在优势？应集中力量在什么行业？在区域经济上有什么优势互补？能否及如何配合内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在政策扶助上，是提供土地？税务优惠？资金资助？政府采购还是其他方式？力度多大？监管上又如何拆墙松绑？这些都需要特区政府深思。港府过去并未见有坚实的产业研究，如中药港等项目无疾而终，虽有成功个案，但除金融产业外，似乎只有红酒港。港府推动产业，切忌头脑发热，要避免空折腾，须先做好研究工作。

　　该报还提醒说，港府要赢取公信才能行稳致远。香港不像内地或新加坡，政府决定了扶助哪些产业，就能放手大干。产业政策必定涉及政策倾斜与公共资源，必然引起公众关注。以现在香港后政改时期的社会气氛，推行产业政策势必会引起更多注视、监察。港府在行事上要做到高透明度、开诚布公。总体来说，把“适度有为”这篇大文章做好了，凝聚好港人共识，“积极不干预”自然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记者 任成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