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吴乾鹏:一枝秃笔绘琼崖

02.03.2015  13:25

      吴乾鹏设计的《工作》杂志封面。

      1949年海南解放前夕,吴乾鹏(右)与李光邦的合影。

      人的心情很容易被入目的景象左右。比如,翻看《琼崖东北区政府名贤》中的插画,刚刚还被这幅名为《叔祖》的油画作品中那位神态的老人所抚慰,人们会很快又被那幅名为《控诉》的干墨画作中那个高举双手狰狞着呐喊的男子所震撼。

      这些画作均出于已故的画家、革命家吴乾鹏之手。他用充满感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战火中怒吼着站起的,最真实的海南。

      原海南文化局局长、革命老干部郑放曾这样回忆吴乾鹏——他是新海南最具匠心的缔造者之一,辅助冯白驹缔造了一座巍峨的大厦,又像米开朗基罗似的以自己艺术家的手装饰了它。

      天妒英才,40出头的吴乾鹏过早地燃尽了生命的养料与世长辞,那一幅幅汇集心血和热情的画作也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失了音讯。但每一个怀念他的人都在感慨,他留给后人的财富远比实物和历史记载的还要多。

      在动荡中错失艺术前程

      1911年11月,吴乾鹏出生于原琼山县大致坡镇文风村。他的父亲吴泰三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国画家。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氛围,吴乾鹏自年少时起便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才能,音乐、绘画、篆刻可谓样样顺手拈来。尤其是在绘画方面,不知是得到父亲的真传,还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使然,他笔下的山川河海、花鸟鱼虫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尽管生长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吴乾鹏向往艺术的热心却不曾屈服于现实。在中学就读期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他便利用美术技艺积极绘制墙报、壁画等,为革命洪流推波助澜。1927年,年仅16岁的他考取了燕京大学,便穿越大半个动荡的中国远赴北京攻读美术专业。

      南北生活体验的差异碰撞,激发了吴乾鹏灵感的火花,燕京大学传授的西洋美术教育也丰富了他的美学观念。在教授的指导下,他认真研读现代美学理论,重新探索自己熟悉的中国美术,如此反复对照提升,很快掌握了形意兼备的美术理论及实践技能,成为得意门生。

      “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乾鹏同志的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功。”原海南省旅游局局长、吴乾鹏的胞弟吴乾翔无不自豪地提起,1931年,吴乾鹏利用四年时间便提前完成了原需六年完成的学业,并与教授们合办了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画展,其作品受到业界广泛好评。很快,他的名声传到当时正在筹建的中国美术馆,被选派将去周游欧洲为中国美术馆临摹名画的三人之一。

      然而,再度掀起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淹没了这一殊荣。被时局危殆牵绊脚步的吴乾鹏因当局为扩充军备骤然取消计划而永远错失了这次机会,只得将遗憾和懊恼化作满腔报国之志——在为燕京大学抗日集会绘制了大幅宣传画《在铁蹄下呻吟的东北民众》之后,回到故乡,从此投入海南教育和抗战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群众执笔绘一片丹心

      “他很懂得谈话的艺术,很懂得革命的窍门。”这是海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革命老干部李光邦在回忆吴乾鹏时反复给出的评价,认为他的处事方式与绘画作品一般极具张力而又富有亲和力,用时新的话来说,是“很接地气”。

      在一次闲暇时,他无意撞见吴乾鹏与一群孩子谈天。“他站在一个台子上,被十来个叽叽喳喳的小孩围着,像家中的长辈正在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于是,李光邦停下脚步在旁观察,只见吴乾鹏说到兴起便拿出一张纸来,边讲故事边画起了漫画。

      时至今日,李光邦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嘴里说着‘学生阿松在老师上课时放屁作怪,这样的行为很不应当。我们要尊重老师,就要从生活的小节做起。’几句话方才说完,一幅名叫《阿松放屁》的漫画就从笔下诞生,惟妙惟肖地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引得一片笑声和掌声。”

      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人们仍然可以常常看见,依旧痴迷于绘画的吴乾鹏在乡野农家、椰林田间拿着画板为群众画像或者写生,其专注的神态仿若现世安稳。吴乾翔说,“琼纵的战士都喜欢他,只要叫他帮着画像,没有不答应的。”原琼山市委台办主任云昌瑛则曾在《爱民县长吴乾鹏》一文中记载过这样一件小事——

      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吴乾鹏想为“革命母亲”云四婆画幅人物肖像。苦于物资短缺,他只得找来在海滩上拾到的“洋电池”,打开后取其铅心当画笔,一笔一划地描绘着这位“母亲”的轮廓、发丝、额头,就连一道道皱纹都力求精准地表现。云昌瑛说:“云四婆看后,满意地说:‘太像了,太像了!’笑得合不拢嘴,口水和泪水都流了出来。”

      而令吴乾鹏没有想到的是,20多年过去后,他再到海口云氏公馆向云四婆问安,老人家竟找来钥匙,从皮箱子里拿出一件用牛皮纸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东西交到他手中。定睛一看,竟是那副用电池铅心画就的肖像!尽管已经发黄变脆,还被虫蚁啃出许多米筛般的小孔,但栩栩如生的形象仍清晰可见。两人赏着画儿,说着笑着,热泪盈眶。

      生命的花火在笔下绽放

      “乾鹏同志最为重视文化。他常说,歌唱、绘画和文学是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最好方式。”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李光邦和他的同事们不止一次在吴乾鹏的指导下学习歌唱和绘画的技艺。他们尘封的旧梦中,吴乾鹏绘制的宣传画、编排的歌舞剧还历历在目,创作的歌曲“从城市到村庄,一切不同的方向,汇合到这块温暖而新鲜的地方……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上人民解放的战场,把建设新琼崖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还仿佛回荡在耳边。

      说话间,李光邦拿出细心保管的《工作(创刊号)》封面复印件,这是吴乾鹏在1947年任原文昌县委书记兼县长时亲手创办的革命刊物,那封面上绵延不绝的远山就是吴乾鹏亲手刻画印制的木版画,而刊物中绝大多数寓意丰富的插画也出自他手。李光邦感慨:“谁能想到,作为一县主官的他为了普及文化、宣传革命思想能亲力亲为至此呢?”

      生命的火焰燃烧得过于旺盛,过度消耗着原本精壮的吴乾鹏。1941年秋季爆发的第一场重病,让他从此走向黑暗的深渊。1947年、1949年、1950年、1951年……病魔的不断侵袭带来一次又一次重创,缠绵病榻的他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时隔半个多世纪,吴乾翔还难忘那年与病中的哥哥在湛江重逢的场景。阔别十年,吴乾鹏已不是弟弟年少记忆中俊朗的模样,被肺病折磨得瘦骨嶙峋的他,只剩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还闪耀着青年人的光彩。泪水洒在兄长的肩头,吴乾翔一次又一次同许多其他人一样请求:都解放了,就歇一歇吧!

      答案仿佛是永恒的——“我病了那么久,已经是破船驶破帆,能多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多干一天活。”于是,身患重病的他刚刚放下枪杆,又应冯白驹之邀,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了一百多幅反映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斗争历史的水彩画。

      令人扼腕的是,时光颠沛流离,这百余幅珍品亦在其中散失。只能从曾经目睹画作的吴乾翔口中依稀获得一些信息:“每一幅画作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每一个人物的神态、动作和战争的恢弘场面全部跃然纸上,经得起最挑剔的人细细观赏推敲。难得的是,这百余幅水彩画创作过程中均未曾打过草稿,乾鹏同志只是稍加思忖就一挥而就。”

      在生命弥留的最后时刻,1950年冬季,为革命奔走一生的吴乾鹏终于有了机会,与家人过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三代同堂的团圆年。那天,兴致高涨的他强忍病痛,为七岁的儿子画了一张人物肖像,题字为“瞻望幸福的世界”。而后,意犹未尽的他又挥笔绘就一幅意味深长的自画像《长工》。那画中的自己,左手提锄、右肩扛犁,一行题字满载心酸——“丢了这支秃笔已有十多年了,我身为人民的长工,于今捡起它来觉得格外沉重……”

      粗犷的土地、炫目的日头、摇曳的星辰、奋起的人民……这些在他的生命中、画作里永生的一切,仿佛只一瞬间便凝聚在这颤抖的笔尖,铺陈在画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革命家隽永的目光中,再慢慢流向历史奔腾的长河。

      1949年海南解放前夕,吴乾鹏(右)与李光邦的合影。

      文\海南日报记者陈蔚林实习生陈小婷

      人的心情很容易被入目的景象左右。比如,翻看《琼崖东北区政府名贤》中的插画,刚刚还被这幅名为《叔祖》的油画作品中那位神态的老人所抚慰,人们会很快又被那幅名为《控诉》的干墨画作中那个高举双手狰狞着呐喊的男子所震撼。

      这些画作均出于已故的画家、革命家吴乾鹏之手。他用充满感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半个多世纪以前在战火中怒吼着站起的,最真实的海南。

      原海南文化局局长、革命老干部郑放曾这样回忆吴乾鹏——他是新海南最具匠心的缔造者之一,辅助冯白驹缔造了一座巍峨的大厦,又像米开朗基罗似的以自己艺术家的手装饰了它。

      天妒英才,40出头的吴乾鹏过早地燃尽了生命的养料与世长辞,那一幅幅汇集心血和热情的画作也在时光流逝中慢慢失了音讯。但每一个怀念他的人都在感慨,他留给后人的财富远比实物和历史记载的还要多。

      在动荡中错失艺术前程

      1911年11月,吴乾鹏出生于原琼山县大致坡镇文风村。他的父亲吴泰三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国画家。得益于良好的家庭教养和氛围,吴乾鹏自年少时起便展现出极高的艺术才能,音乐、绘画、篆刻可谓样样顺手拈来。尤其是在绘画方面,不知是得到父亲的真传,还是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使然,他笔下的山川河海、花鸟鱼虫无不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尽管生长在缺衣少食的年代,吴乾鹏向往艺术的热心却不曾屈服于现实。在中学就读期间,学生运动高潮迭起,他便利用美术技艺积极绘制墙报、壁画等,为革命洪流推波助澜。1927年,年仅16岁的他考取了燕京大学,便穿越大半个动荡的中国远赴北京攻读美术专业。

      南北生活体验的差异碰撞,激发了吴乾鹏灵感的火花,燕京大学传授的西洋美术教育也丰富了他的美学观念。在教授的指导下,他认真研读现代美学理论,重新探索自己熟悉的中国美术,如此反复对照提升,很快掌握了形意兼备的美术理论及实践技能,成为得意门生。

      “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乾鹏同志的事业取得了突破性成功。”原海南省旅游局局长、吴乾鹏的胞弟吴乾翔无不自豪地提起,1931年,吴乾鹏利用四年时间便提前完成了原需六年完成的学业,并与教授们合办了一次颇具影响力的画展,其作品受到业界广泛好评。很快,他的名声传到当时正在筹建的中国美术馆,被选派将去周游欧洲为中国美术馆临摹名画的三人之一。

      然而,再度掀起的抗日民主运动高潮淹没了这一殊荣。被时局危殆牵绊脚步的吴乾鹏因当局为扩充军备骤然取消计划而永远错失了这次机会,只得将遗憾和懊恼化作满腔报国之志——在为燕京大学抗日集会绘制了大幅宣传画《在铁蹄下呻吟的东北民众》之后,回到故乡,从此投入海南教育和抗战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群众执笔绘一片丹心

      “他很懂得谈话的艺术,很懂得革命的窍门。”这是海南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革命老干部李光邦在回忆吴乾鹏时反复给出的评价,认为他的处事方式与绘画作品一般极具张力而又富有亲和力,用时新的话来说,是“很接地气”。

      在一次闲暇时,他无意撞见吴乾鹏与一群孩子谈天。“他站在一个台子上,被十来个叽叽喳喳的小孩围着,像家中的长辈正在教他们做人的道理。”于是,李光邦停下脚步在旁观察,只见吴乾鹏说到兴起便拿出一张纸来,边讲故事边画起了漫画。

      时至今日,李光邦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他嘴里说着‘学生阿松在老师上课时放屁作怪,这样的行为很不应当。我们要尊重老师,就要从生活的小节做起。’几句话方才说完,一幅名叫《阿松放屁》的漫画就从笔下诞生,惟妙惟肖地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引得一片笑声和掌声。”

      即使是在战火纷飞的抗战时期,人们仍然可以常常看见,依旧痴迷于绘画的吴乾鹏在乡野农家、椰林田间拿着画板为群众画像或者写生,其专注的神态仿若现世安稳。吴乾翔说,“琼纵的战士都喜欢他,只要叫他帮着画像,没有不答应的。”原琼山市委台办主任云昌瑛则曾在《爱民县长吴乾鹏》一文中记载过这样一件小事——

      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吴乾鹏想为“革命母亲”云四婆画幅人物肖像。苦于物资短缺,他只得找来在海滩上拾到的“洋电池”,打开后取其铅心当画笔,一笔一划地描绘着这位“母亲”的轮廓、发丝、额头,就连一道道皱纹都力求精准地表现。云昌瑛说:“云四婆看后,满意地说:‘太像了,太像了!’笑得合不拢嘴,口水和泪水都流了出来。”

      而令吴乾鹏没有想到的是,20多年过去后,他再到海口云氏公馆向云四婆问安,老人家竟找来钥匙,从皮箱子里拿出一件用牛皮纸包裹了一层又一层的东西交到他手中。定睛一看,竟是那副用电池铅心画就的肖像!尽管已经发黄变脆,还被虫蚁啃出许多米筛般的小孔,但栩栩如生的形象仍清晰可见。两人赏着画儿,说着笑着,热泪盈眶。

      生命的花火在笔下绽放

      “乾鹏同志最为重视文化。他常说,歌唱、绘画和文学是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最好方式。”在那段峥嵘岁月里,李光邦和他的同事们不止一次在吴乾鹏的指导下学习歌唱和绘画的技艺。他们尘封的旧梦中,吴乾鹏绘制的宣传画、编排的歌舞剧还历历在目,创作的歌曲“从城市到村庄,一切不同的方向,汇合到这块温暖而新鲜的地方……我们要跟着共产党,走上人民解放的战场,把建设新琼崖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还仿佛回荡在耳边。

      说话间,李光邦拿出细心保管的《工作(创刊号)》封面复印件,这是吴乾鹏在1947年任原文昌县委书记兼县长时亲手创办的革命刊物,那封面上绵延不绝的远山就是吴乾鹏亲手刻画印制的木版画,而刊物中绝大多数寓意丰富的插画也出自他手。李光邦感慨:“谁能想到,作为一县主官的他为了普及文化、宣传革命思想能亲力亲为至此呢?”

      生命的火焰燃烧得过于旺盛,过度消耗着原本精壮的吴乾鹏。1941年秋季爆发的第一场重病,让他从此走向黑暗的深渊。1947年、1949年、1950年、1951年……病魔的不断侵袭带来一次又一次重创,缠绵病榻的他甚至产生了自杀的念头。

      时隔半个多世纪,吴乾翔还难忘那年与病中的哥哥在湛江重逢的场景。阔别十年,吴乾鹏已不是弟弟年少记忆中俊朗的模样,被肺病折磨得瘦骨嶙峋的他,只剩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眸子还闪耀着青年人的光彩。泪水洒在兄长的肩头,吴乾翔一次又一次同许多其他人一样请求:都解放了,就歇一歇吧!

      答案仿佛是永恒的——“我病了那么久,已经是破船驶破帆,能多活一天就要为人民多干一天活。”于是,身患重病的他刚刚放下枪杆,又应冯白驹之邀,重新拿起画笔创作了一百多幅反映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斗争历史的水彩画。

      令人扼腕的是,时光颠沛流离,这百余幅珍品亦在其中散失。只能从曾经目睹画作的吴乾翔口中依稀获得一些信息:“每一幅画作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每一个人物的神态、动作和战争的恢弘场面全部跃然纸上,经得起最挑剔的人细细观赏推敲。难得的是,这百余幅水彩画创作过程中均未曾打过草稿,乾鹏同志只是稍加思忖就一挥而就。”

      在生命弥留的最后时刻,1950年冬季,为革命奔走一生的吴乾鹏终于有了机会,与家人过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三代同堂的团圆年。那天,兴致高涨的他强忍病痛,为七岁的儿子画了一张人物肖像,题字为“瞻望幸福的世界”。而后,意犹未尽的他又挥笔绘就一幅意味深长的自画像《长工》。那画中的自己,左手提锄、右肩扛犁,一行题字满载心酸——“丢了这支秃笔已有十多年了,我身为人民的长工,于今捡起它来觉得格外沉重……”

      粗犷的土地、炫目的日头、摇曳的星辰、奋起的人民……这些在他的生命中、画作里永生的一切,仿佛只一瞬间便凝聚在这颤抖的笔尖,铺陈在画里这位伟大的艺术家、革命家隽永的目光中,再慢慢流向历史奔腾的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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