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儿寻亲牵出“执法旧症”
据新京报报道，1983年四川简阳女子邹玉花诞下第二胎男婴，乡计生办主任称，按政策超生要么交罚款要么抱走孩子。之后丈夫被带走结扎，家里地被收走，并交1100元罚款。3天后，当地50多名公务人员从她怀里抢走男婴，退还1000元罚款。经过31年苦苦寻找，因儿子袁鹰一张寻亲传单，父母终于与其重逢。该事件还牵出简阳十余宗旧案。
有多少“人为”的离散能用重逢收场
想都想得出，对超生儿“抱走—送养”的粗暴处理，制造了多少“寻亲—失亲”的苦楚与无奈。
一对夫妻寻子31年，甚至误将一个孩子当亲生子收养九年；一个超生儿靠最“原始”的传单寻亲；再重逢已是31年后……这合成的人间悲剧，让人耳不忍闻。
所有的儿子一生都走在回到父母身边的路上，所有的父母一生都在等待子女的归来。对此悲剧，或许我们可感慨：还好31年后其父母还在，还好31年后还有聚首之日。然而这样的重逢，到底谁能描述？31年的骨肉思念，又从何说起？我情不自禁想到的，竟是电影《亲爱的》里一句波澜不惊的台词，“你说孩子被拐到那一家，他是多久才叫她妈的？”袁鹰与父母相认的情景，何尝不会是这种平静，平静之下又何尝没有汹涌恣肆？
30年太久，简阳市计生局已无力记起的当年计生人员强行抱走超生儿一事；30年却也近在眼前，它就在邹玉花夫妇的记忆中，一直铭心刻骨。当年为了留下这个男孩，这家人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依旧挡不住一场强夺。
或许我们无法以此作为控诉，但那种暴力也无法夺走的骨肉亲情，那种排除万难也要归于父母膝下的人伦力量，至少应当让我们反思：在政策执行及社会治理中，我们到底丢弃了什么，破坏了什么。想都想得出，对超生儿“抱走—送养”的粗暴处理，制造了多少“寻亲—失亲”的苦楚与无奈。
曲折世事，离乱岁月。袁鹰及其生父母在有生之年毕竟得以团聚，在所有的人生际遇当中，这至少是可以含泪地笑，可以放声地哭。但仅在当时简阳一地的超生儿调整运动中，就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此幸运。报道中，袁鹰在发出寻亲传单后，每天有近50个电话打给他，“情况跟我一样，而且是同一个地方同一年，这个数量无法估算。”但是到底这个数量有多少，又有多少人想找到自己的父母，又能通过何种渠道来寻亲，却均“因时间跨度久，(计生)局里没有相关的资料档案”的原因，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回答。这亦足以想象，当年个别基层执法有着怎样的轻率与混乱。
袁鹰寻亲事件一朝曝光，想必会有更多类似寻亲需求出现。真诚希望，当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可穷尽一切努力，来还原当时的情形，来为更多的寻亲寻找线索。而除此之外，我也希望更多人能为当时“抱走超生儿”的枉法行为予以反省。当然更重要的，是希望所有的执法行为不以罔顾人伦、践踏亲情为前提，是希望依法行政、依宪行政真正能够为权力者所信仰。毕竟，人伦是所有执法都该依托的原点。
该怎么算抱走超生儿的行政违法“旧账”
当地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四川省方面应有地方立法动议，包括政府重建相关档案、搭建寻亲平台等等。
据了解，在当年简阳严控超生的背景下，被抱走的婴儿至少有数十起，目前媒体已寻访到了12个家庭，又因为当时送养资料的遗失，他们找回骨肉的希望十分渺茫。不只是简阳，此前媒体曾曝光，河北安新县农民刘老根的超生孩子，也被当时的乡政府强行送人，他苦寻十余年，为此还曾起诉乡政府……从这类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到，当年的抱走超生儿等执法“病象”下，其受害人群并不是个小数目。
强行将子女带离父母，弄得下落不明、骨肉离散，就算初衷合理，手段也太过激。就影响看，它跟拐卖儿童庶几相似。按刑法规定，采用蒙骗等手段使不满14周岁的儿童脱父母监护，本身就是涉嫌“拐骗儿童罪”或“拐卖儿童罪”。只不过，从这起事件看，当年的涉事基层政府或涉嫌集体违法。即便不足以构成犯罪，也是严重的行政违法。正源于此，舆论才会追问：谁该为之担责？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应该说，从执法违规到送养资料保管不当的“失责链”，都该有人为之负责。但因时隔太久，再考虑到当年的执法语境等，在30余年后要对当年的官员个体一一追责，恐怕很难。在前述的“安新县抱婴案”中，该县检察院就曾对当时的副乡长等人以涉嫌“玩忽职守罪”立案侦查过，但最终因取证难、超过法定追溯期限等因素不了了之。
可即便如此，当地政府也该有所作为：虑及当时抱走超生儿的多发，要拿出一揽子解决方案，甚至四川省方面应有地方立法动议，包括政府重建相关档案、搭建寻亲平台、将相关信息录入公安部的打拐寻DNA数据库，让那些受害者骨肉团圆，及时消弭当初政府行政违法的遗痛。这已是底线要求。
再者，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相关部门还应考虑对涉事家庭予以一定补偿。之于受影响家庭来说，可以按《国家赔偿法》起诉地方政府违法，要求政府履行告知孩子去向、找回孩子的义务，要求获得精神赔偿。
尽管是行政违法的“旧账”，可是错就得纠正。对于那些受害者，政府部门要拿出历史担当，追责、补偿、帮助寻亲一个都不能少，用正义追偿去换取对伤痕的弥合。杨耕身(媒体人) 袁伊文(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