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要命”货币:七八十天令人倾家荡产

11.11.2014  13:07
史上最“要命”货币:七八十天令人倾家荡产 - 海口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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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金圆券:金融史上最短命的货币

  1948年8月,上海市民在银行兑换国民政府新发行的金圆券。

  中央银行金圆券伍佰万元

  正在热映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描写了国共之间在经济战线的斗争,电视剧的描写较过去更为深刻而细腻,从而对国民党政权统治在大陆的崩溃,给出了合理而逻辑的解读。电视剧中以较多篇幅写到了1948年的金圆券改革及其前因后果,那么,金圆券改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

  自抗战中后期开始,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合法货币—法币的价值即日渐下跌,通货膨胀的速度越来越快,成为国民党当局不能不关注的严重问题。抗战胜利后,因内战再起,军费开支剧增,法币的过量发行问题无法解决,导致经济风潮的不断爆发。蒋介石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并未反思这是打内战的必然结果,却寄希望于通过币制改革解决问题。

  进入1948年,国民党军事不断失利,控制地域在缩小,物资产出在减少,而货币发行还在大量增加,政府开支几乎全靠印钞票,法币面值最高已达500万元,发行最多时达到了每天10万亿元这样令人目眩的数字。如此过量的发行,自然刺激物价持续走高,每天甚至每小时都在变化。法币与美元兑换价超过1000万比1,法币几乎失去支付功能,濒临崩溃的边缘。

  对于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蒋介石极为忧虑,认为“经济险恶,物价飞涨,以通货膨胀不能压阻为最可虑”;“应速谋彻底改革之道,方能挽救此危局”。1948年5月,国民党政府改组,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出版家王云五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当家人,王云五虽然对于经济管理不能说是完全外行,但他既非财政金融专家,也与财政金融界本无多少瓜葛。新官上任三把火,为了表现自己干实事的形象,王云五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奉蒋的旨意,推动进行酝酿已久而迟疑不决的币制改革。

  金圆券币制改革的酝酿过程“十分保密,除了极少数人接触并审议过此议案外,外界并没有研讨过”。但即便如此,在事先知晓的国民党高官中仍不乏反对派。上海市长吴国桢认为,“只在城市控制价格,注定要失败。”行政院长翁文灏也心存犹豫。只是当时的经济形势已到了不改则难以为继的地步。7月底,蒋介石在避暑胜地—浙江莫干山审议币改方案,在蒋介石询问前央行总裁、著名金融家张嘉璈的意见时,张告诫蒋,“根本问题在财政赤字太巨。发行新币,若非预算支出减少,发行额降低,则新币贬值,将无法抑制。”张认为,“物价绝对无法管制……恐不出三四个月,即将冲破限关”,请蒋“慎重考虑”。但张嘉璈的反对意见并未影响蒋介石的决策。

  改革之初,运行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上海的“督导”有关

  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等项规定,宣布实行币制改革,主要内容为: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兑换为金圆券;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申报登记并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惩处囤积居奇者。与之相配合,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蒋介石同时电令各省市政府,强调“设或阳奉阴违,怠忽职守”,“中央亦必严厉处分,决不稍存姑息”。

  金圆券改革之初,运行似乎还算顺利,这与蒋经国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督导”有关。蒋经国身负在上海“督导”之任,认为“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他在上海发动“打虎”运动,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上刑场”。一时间,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颇为轰轰烈烈,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起初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面对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不定与消极抵制,蒋经国颇为恼怒,他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杜月笙的二儿子)等人,同时对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蒋经国还先后约请上海资本家的头面人物谈话,不假词色,以至使他们“垂头丧气,情绪紧张万分”。这些人过去都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如今却遭此待遇,不能不惹起他们内心里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强烈不满。

  蒋经国在上海实施严格的经济管制,确有以此平抑物价,稳定经济的意图,并在币改之初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问题在于,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些情况必然导致市场和民心恐慌,发生抢购,动摇限价。虽然有严格的限价,上海还是“人心惶惶,拼命抢购物资。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北平“抢购之风弥漫全市。……闹市百货店顾客激增,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抢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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