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乡镇老放映员渐远的背影 和老电影一起慢慢变老

29.06.2014  12:23

      现在人多的时候,观众有几十个;人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

      乡镇老放映员渐远的背影

      杜邦先在倒片。放过的片子,片头在轴心,放映前必须把它们倒回来。

      一段旧胶片,几张旧电影票,无声诉说着背后曾经的故事……

      郑宏谋电影员放映证已经破旧不堪。

      2013年4月9日,央视《海之南》剧组为了重现老海口的繁华,特别邀请省电影公司在中山路老街放映胶片电影《姐妹花》。

      一束光投射出去,荧幕上闪出“沙沙”响的雪花,胶片在放映机上旋转,“哒哒哒”响……郑宏谋和杜邦先一人上胶片,一人在一旁快速倒带。仿佛在和时光赛跑……

      日前,一则消息让一个淡出人们视野的群体再次浮出水面:海南省将近千名老放映员纳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部分老放映员还将获得生活补助和抚恤金。

      这时人们才想起,曾经给我们带来欢乐和期待的老放映员的背影已然远去……

      当年的热闹早已不再有——有时候,胶片在转,电影在放,观众却只有一两个。

      仍在用胶片

      的电影队

      6月11日下午,海口市龙塘镇龙塘戏院外,一旁便是龙塘电影队的宿舍。宿舍门口梁上贴着两个电话号码:号码的主人一个姓杜,一个姓郑。

      要找他们放电影的人,通过上面的号码找到他们。

      郑宏谋不时走出来看天气,“本来今天要到东营那边放电影的,看样子去不了了。”

      机器已经摆出来了:在一个大约10平米的房间里,堆了几十个箱子,里面装着大大小小的设备:放映机、电线、胶片、音箱……

      悬空挂着一个袋子,摸上去软软的。“是荧幕,怕老鼠咬了,所以挂起来。”郑宏谋说,这些设备,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古董”。

      8.75mm和16mm规格的胶片已停用了,现在用的是35mm的胶片。

      郑宏谋把两个片盒装在放映机上,把胶片拉开一小段。正准备装上去时,胶片断了一截。“没事,还能接好的。”郑宏谋掐着胶片在机子里转了几圈,装好了。

      700W的疝灯开了,胶片在“哒哒哒”的声响中转动起来,墙上现出了画面……在一旁的杜邦先的眼睛凑近一张凳子,快速地倒另一盘胶片……

      海南乡镇(公社)老放映员共1041人,其中健在的929人。

      这些老放映员,多数已退出了电影放映的行当。龙塘电影队曾经是分一队和二队的,而今伙伴们年老的年老,转行的转行,剩下杜邦先和郑宏谋两个人在鼓捣着坚持。杜邦先说,仍有电影放的乡镇电影队以前有很多,现在海口只剩龙塘、龙桥、灵山等几个了,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搞。

      有时只有一两个观众

      杜邦先想了好一会,才想起最近一次放映的时间是5月7日,地点在龙塘镇的新民村委会,放映的是《义胆忠魂》,一部1991年的老电影。

      那天晚上,看到只来了几十个观众时,杜邦先和郑宏谋都感到很意外。

      到后来他们才知道,当晚村子里还请了腰鼓队。“他们两拨人,不知道已经请了腰鼓队,所以也请了我们。”腰鼓队来时,他们被要求暂停播放,等表演结束了再接着放。

      “吸引观众的是腰鼓队,不是我们的电影。”郑宏谋有些失落。

      放一次电影的收入约300元,除去了支出,两个人每人就分到三五十块钱。杜邦先说,一个月一般有一两场,多的时候能接到十场八场,有时一场也没有。

      能坚持下来并不意味着这样放映的电影还有观众,里面有文化的因素起作用:乡村电影放映承袭村戏的习俗,在一些农村,求子、升学,村民去许愿,愿遂了,便唱戏或放电影。

      杜邦先说,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观众;少的时候,甚至只有一两个观众。

      去年6月,在龙塘镇新民村委会,一吴姓女子向一位“王爷”许愿后生下了一个男孩,便请了龙塘电影队去放电影。

      放的是一部叫《红伶奇冤》的片子,但观众席上,却只有杜邦先、郑宏谋和吴女士3个人。“没人来看,只好3个人盯着荧幕聊天。”杜邦先说,一个胶片放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整个电影下来,要换9个胶片,他们就这样孤独地替换着胶片。

      吴女士在一旁安慰他们:没人看,给神看,也是好的。

      “只有一个人看,要300块,比去电影看贵多了。”郑宏谋也打趣道。

      做了三十多年的放映员,杜邦先和郑宏谋两人经历过事业的辉煌期、滑坡期和没落期。他们也明白,他们的脚步赶不上时代,对于没有观众的冷清,早已习惯了。

      曾经是村子里的明星

      和老电影一起

      慢慢变老

      《地雷战》、《地道战》、《卖花姑娘》……最受欢迎的要数《少林寺》,还没放,场子便围得满满的,一些孩子爬到树上去看,还有一些爬到屋顶上去看。“我们盯着机器,忙得很,一开始的时候还要分派一个人来发电。”郑宏谋说。

      电影队分成两个分队,3台机子全部出动。胶片只有一套,经常要“跑片”,这里放完一个胶片,就要赶紧送到下一个村去继续放。“群众在场地伸长脖子等我们。”郑宏谋说。

      龙塘戏院内,偌大的观众厅犹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热闹。久积的尘埃,一脚踩上去扬起一片灰尘。二楼有编号的椅子已废弃,漏风的窗扉在诉说着一个时代的远去……

      夺去这些老放映员荣耀的是这个时代。1999年,当龙塘戏院成为危房时,杜邦先说,应该还不会倒,再放两年吧。于是继续放了两年,虽然戏院没有倒,观众却没有了……

      “这些老放映员真的留给我们很多回忆。”在龙塘镇机关大道,一位朱姓女士说,她还十几岁的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视,没有KTV,这些在夜幕下拉开的银幕,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

      “现在每天都有电视看,反而不像那时那么有味道了。”朱女士感慨。

      杜邦先盘点了几个转折点:上世纪90年代后期,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事业由辉煌走向平淡;2000年,他们不再领工资;2006年,他们的放映工作停止,数码放映取代了他们手中的胶片;2014年,他们领取政府生活补贴。

      原属性为“集体”的电影队,在时代的大潮中辗转起落。

      杜邦先的一个儿子曾准备子承父业放电影的,但行业冷清了后给人打井去了。

      杜邦先和郑宏谋近乎固执地坚持着。“从来没有哪一个文件说要取消我们的存在,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是电影队。”郑宏谋说,他相信,虽然观众少了,但就像琼剧曾经衰落现在又火了一样,“乡村电影放映事业也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听说胶片要退市了。也许过几年我们也淘汰掉胶片,换数码的。”郑宏谋说,有一次,他和杜邦先放电影回来去吃夜宵,没想到一旁吃夜宵的中年人认出了他们。“他们向我们表示感谢,说当年是看着我们放映的电影长大的。”

      “所以,我们既然与电影结缘,就要坚持放电影,继续下去。”郑宏谋说。

      一旁的杜邦先说:“我们放了一辈子的电影,我们还有信心。”

      尽管,这两个老人已年近七旬。

      杜邦先翻开一本《电影放映人员登记证》。上面记录杜邦先从事电影放映工作的时间:1977年10月。

      “当年拿到这个证件,像领到结婚证一样开心……”杜邦先回忆说。

      当时,他放弃村委书记的职位来放电影,是因为觉得这是一件荣耀而风光的事。“觉得党和人民信任我,把这个重担交给我,我很珍惜。”杜邦先说。

      他们还细心地保存着一叠泛黄的纸片,那是龙塘戏院的电影票。

      在龙塘戏院关门前,郑宏谋负责下村,杜邦先则负责戏院内的放映工作。杜邦先放映的第一部电影叫《节振国》。那是在1976年5月前后,票价是3角钱左右。上映那天,周围村子的村民赶来,售票处排起长龙,1100个座位的龙塘戏院,连过道都站满了人……

      “1979年到1983年是高峰期,白天放,晚上也放。”杜邦先脸露骄傲神色。

      “你知道那时挑什么人来放电影吗?专挑多才多艺的!”郑宏谋是海南中学高中毕业的,他曾为自己当放映员感到自豪,“我能写广告,能画海报,能修机器。”

      那时的放映员,就像明星一样。每个村子都盼着郑宏谋的到来,郑宏谋提前几天,便会做好海报贴到村子里。到了放映的那天,来负责接待的一般是生产队队长,“从这个村放到下一个村,放到哪里就在哪里睡,一般一出去一个星期才回来。”

      村民宰羊杀鸡来款待他们。“走到村口,连3岁孩子也认得我们。”郑宏谋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