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价下跌董秘心力交瘁 今年以来383位董秘离职

　　“不好做的工作” 今年以来383位董秘离职

　　股价下跌董秘心力交瘁，对外“磕头要钱”，对内“烧香花钱”，董秘年均离职率14%

　　7月17日，焦作万方董秘贾东焰，因为未经董事长批准同意发布了停牌公告被公司解职。贾东焰的离职，赶在了一个特殊的时期。6月15日以来，围绕停牌与复牌，上千家上市公司各尽其能。而这场停复牌大戏的幕后导演，是各家公司的董秘。

　　作为资本市场上最活跃的群体，董秘兼“宣传员、监督员、服务员、规划员”等职责于一体，承受来自各方的压力。一边是高强度的工作和职业风险，另一边是算不得丰厚的薪水，近年来，每年约有14%的董秘选择离职。

　　2015年以来，“董秘离职”的势头有增无减。今年前7个月离职的董秘已经超过以往的全年数量。

　　A股连续下跌，直面投资者的董秘遭“谩骂”

　　焦作万方在回复深交所“关注函”时称，贾东焰未经董事长批准同意发布了停牌公告，违反了《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该规定为，“董秘拟发布公告之前，均应首先向董事长电话请示拟发布公告事项，然后将拟公告的草稿发送董事长，董事长批准后方可对外披露”。

　　在停牌等临时性公告发布的程序上，焦作万方上述规定，与大部分上市公司相同。具体的流程均是，董秘审核公告后提交董事长，董事长签发核准后，再报送至交易所。

　　贾东焰的“离职门”，备受关注。尤其是在上千家公司集体“停复牌”的大背景下，贾东焰“不幸”成为第一个因停牌“下课”的董秘。

　　6月15日至7月初，由于A股的连续下跌，超过1000家上市公司争相停牌。停牌理由多以“筹划重大事项”、“筹划员工持股”等一笔带过。

　　来自投资者的压力，是促使上市公司作出停牌的原因。一些没有及时停牌的公司，特别是直面投资者的董秘，受到了投资者的督促，甚至是“谩骂”。

　　“做个良心企业，赶紧停牌。”深交所互动易平台上，类似投资者要求董秘实施停牌的话语，达上百页之多。

　　对此，有的董秘向投资者致歉，“近期公司股价让您失望，深感抱歉”。世纪鼎利的董秘更是称，“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停牌理由”，“已哭晕在键盘上”。

　　“那几天接投资者的电话都要疯了。”一位上市公司高管以“董秘不愿被打扰”为由，婉拒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

　　《21世纪经济报道》援引一位上市公司董秘的话称，股价下跌期间，一天接几十个来自投资者的电话，“有的开口就骂人，祖宗十八代被问候了一遍”。

　　等到大规模复牌时，外界发现，当初有些“董秘们”找到的停牌理由，“全是骗人的”。

　　比如，有宣称“收购资产”的公司，行情好转后，并购谈判就破裂了；另有宣称筹划员工持股的公司，行情好转后便改称，“员工遍布全球，无法及时宣传讲解到位”。

　　股价下挫期间，为停复牌煞费苦心的同时，部分董秘还要站台为股价打气。比如，暴风科技连续5个跌停板后，董秘毕士钧对投资者说，“目前公司股价被低估”；股市大跌的7月3日，神州泰岳董秘通过媒体喊话，“公司目前股票的价格，值得去拥有”。

　　“这份工作实在是太不好做了”

　　“上市公司的董秘，并不是外界看起来的那么高大上。”7月23日，北京一家上市公司的董秘对记者表示，他平常要处理很多琐事，还要应对投资者和媒体。

　　《公司法》对董事会秘书职责界定为：负责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的筹备、文件保管以及公司股东资料的管理，办理信息披露事务等事宜。

　　在公司实际运营中，董秘所负责的事务，远远不止于此。

　　“董秘是监督员，是宣传员，是服务员，是公关员，是研究员，是规划师。”曾任天桥百货董秘的侯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董秘既要有面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专业素养，又要有面对股价下跌投资者急躁时的感同身受，还要有面对调研机构套取未披露信息时的诚恳解释等。

　　中国中铁董秘于腾群说过一句话，“你如果爱他，让他去做董秘；如果你要恨他，也让他去做董秘”。而在上交所组织的一次董秘资格培训班上，学员们讨论学习心得时感叹，“董秘这份工作实在是太不好做了”。

　　“不好做”的原因是，董秘“必须是公司最会讲故事的人”，“对资本市场要高调说话，为公司筹措产业资本”；“对内要将资本变成产业，将现金变为利润”；所以董秘“一边要磕头找钱，一边要烧香花钱”，“这两项工作都极不容易”。

　　“董秘怎么小心谨慎都不为过，同时为了满足公司超常规发展，需要寻求大事和小节之间的火候和分寸。”天桥百货前董秘侯琦在文章中写道，董秘是在规则和发展的夹缝中生存的。

　　在公司内部，董秘还得承受来自高层的压力。一位董秘曾向媒体抱怨，每逢股价大幅下跌，董事长就会把他叫到办公室训斥。同时，宁夏一家上市公司董秘，也曾经举例称，在有些公司，“董秘在领导眼里，除了花钱就是指手画脚”，以致“董秘地位尴尬”。

　　“心力交瘁”，出差和加班，之于董秘而言也很常见。烟台冰轮董秘孙秀欣，曾在“我如何做好董秘”的报告中说，2002年，其累计出差200多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曾有两次因时间紧迫而三天两夜不眠”。

　　一位家电企业的前董秘也曾回忆，他在牵头与外资股东谈判时，经常夜晚两三点才离开办公室，一早又得上班。

　　一位IPO排队公司的董秘，则告诉记者，券商编制预披露材料时，他全程跟下来，“400多页的材料，哪句话在哪一页，我记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