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直播实录：探索农村金融改革的新模式

      ·时间：3月26日15:00-16:30

      ·地点：国际会议中心一层东屿宴会大厅A

      ·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发言：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行长吕家进

      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吴伟雄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

      主持人李扬：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博鳌亚洲论坛普惠金融分论坛现在开始!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我们这次博鳌亚洲论坛的第一个论坛，很多人问我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为什么以农村的题目开始?我回答是：你们想一想，中国共产党十几年的第一个文件，为什么以农村开始?这跟我们的道理是一样的，表明我们的三农问题、三农有关的金融问题，以及更加广泛的普惠金融问题，如今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重大的，现在取得很多进展，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的大领域。

      主持人李扬：大家知道三农问题非常重要，重要到连续十几年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都以它为题目。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我想今天这个状况还没有改变。农业的问题历来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农业关乎经济稳定，关乎社会问题，甚至关乎整个国家的安危。农业问题解决不好，农村的问题解决不好，农民的事情办不好，那么整个经济社会就谈不到稳定。所以我们党历来把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农业、农村、农民的事情有千头万绪，陈章良是农业专家，等会他会说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支持三农的金融问题。我们现在用“农村金融”的词来概括支持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的金融体系。这个概括也不一定非常合适，但是心照不宣，都知道说的是什么事情。没有有效的金融体系来支持，再好的政策我觉得都不可能真正落实。

      主持人李扬：农村金融问题，应当说和三农问题一样，准确地说作为三农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一直受到重视。最近几年由于一个新的概念被人们广泛认识之后，又多了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普惠金融，今天的主题是把普惠金融这样一个词放进来了。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来之后，大家都还是感觉到有一些诧异，甚至金融的都有点诧异。因为“决定”公布之后我就接到电话，问我什么是普惠金融。当然答案内容并不深奥，其实宣示这样一次理念，接受正常的金融服务是每一个公民天赋人权。就是作为一个公民应当有应该得到的金融服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都这样一个普罗大众的金融需求是忽略的。或者说，我们是要把金融机构办到农村去，更多是想从农村来吸收资金，而很少想如何为农民服务。这样一些问题应当说都是非常突出的

      主持人李扬：我们今天2015年博鳌论坛以农村金融、以普惠金融开幕，充分显示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显示出新一届党中央和国务院对于三农问题，对于普惠金融问题的关注。几个月前，我们“博鳌观察”跟我提了一个要求，说希望我为这样一个主题做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报告，我想大家手头都有这样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我们主要是回顾了十年来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新进展。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人员参加完成的，在完成报告的过程中，我们调查了几个省，包括海南省。我们做了一些问卷调查，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在这次调查过程中，大家发现了很多农村金融、普惠金融金融的一些新的创新，一些新的做法、新的体制、新的机制。而且发现了一些在农村金融中做出非常大贡献的人。

      主持人李扬：讲到现在的农村金融，大家恐怕都会想到孟加拉人尤努斯觉得是什么之父。我觉得不服气，其实他所做的事情在中国早就做了，无非是我们没有往外宣传。当然他获得诺贝尔奖，经验贝广为流传，对于推进现代的农村金融应当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他非常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农村金融是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业务。大家一定会熟悉这个词，就是说不需要补贴，不需要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就能基于一般的商业原则、一般的金融原则来维持自己的运行，这是现在市场经济相一致的。

      主持人李扬：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有很多从事农村金融像尤努斯一样的人，比如今天的吴理事长在这里，他也会讲。今天讨论的主题，请到的都是国内最合适的讲这个主题的人。他们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副委员吴晓灵教授，吴教授是很多政策的参与制订者，以及一些政策的实施者。现在又在立法部门，从立法的角度来进中国农村金融的健康发展。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董事长吴伟雄，是海南的“尤努斯”海南的银行家。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行长吕家进。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章良先生。陈章良先生非常希望讲“三个六”，他从国外学成回来之后，先在北京大学当了六年副校长，举世瞩目，全世界都很关注。然后到中国农业大学当了六年校长。接着在广西当了六年副主席，主管农业工作。一生有这“三个六”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能够请到他是我们会场非常荣耀的事情。下面我们就进入论坛的主题演讲阶段，首先请吴晓灵女士来谈一谈。因为她是中国农村金融的见证者、历行者。

      吴晓灵：谢谢主持人，能够有幸来参加博鳌的这场论坛，我感觉到非常高兴。也想借这个机会，把我三十多年来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一点体会跟大家分享。应该说，我从1984年当初第一次提出农信社脱离农行开始介入到了农村金融改革，我们国家对于农村金融体系所定位，我认为从一开始是对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三结合的农村金融体系。但是三十多年走下来，我认为在实践当中还是有很多的误区。刚才正如李扬院长所介绍的，农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是农业又是一个弱势的多风险的行业。在这个行业当中金融怎么样来切入，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吴晓灵：因为邮储银行定位在农村发展是近几年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农信社和农业银行是我们国家在农村金融服务当中的主力军。但是农行的商业性和农信社的合作性，在这些问题上怎么妥善处理，我认为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道路。从1984年要求农信社走“恢复三性”的道路，这一轮是2003年开始，就是说中央银行花了1600亿央行票据来帮助农信社摆脱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更好地为农村服务，当初确定的方向还是希望农信社走合作金融的道路。但是三十年地实践，我的结论是梦碎合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国家从1958年把农信社变成了国家银行的基层金融经营机构以后，到现在要想回到真正的合作制是已经不可能了。我认为农信社由于植根于农村，我希望它还是更好地就走商业化道路、股份制改造。但是这种股份制改造，并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商业银行可以实行股份合作制的改造。

      吴晓灵：它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走了股份制道路，但是服务的对象还应该是农村为主。我想一会吴理事长会做一个很好地诠释。但是中国确实是需要信用合作，特别是小农经济难以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我们农村的集约化生产两条道路，要不然走大农产道路，要不然走合作经济的道路。就是农户合作在一起，中国的土地制度和各方面的制度决定了走大农产的道路非常有限。家庭农场，我认为规模也有限。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小农，能够走合作经济的道路，真正走向生产合作、销售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合作道路，我认为是未来的方向。

      吴晓灵：但是，这个全新的信用合作，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之下，已经不能够走历史的道路了。因为现在世界各国存在的信用合作社都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但是中国因为从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就用行政的力量，已经把金融服务，特别是存款服务、结算服务铺到了乡镇。这方面的服务我们是很先进的，因为没有宣传到。他们觉得中国没有普惠金融，其实中国的金融机构不计血本地深入到了乡镇，这是很多国家所不具备的。我们当初的信用站基本上在每个村里面，但是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商业可持续。这是我们计划经济的指导思想所造成的。

      吴晓灵：我认为在中国这样的金融环境下，如果新生的合作金融还要走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道路的话，我认为此路不通。我个人总结了三十多年来从事农村金融的经验教训，这一次山东的郭树清一块合作，在山东设计了一种新型的农村信用互助，就是农民信用互助组织。这个组织最大的特点是没有资金池，因为时间关系不能点开说。它和商业机构关系是什么呢?像现在的农信社、农业银行、邮储，都可以作为农民信用互助组织的开户行、业务辅导行、行为监督行和资金批发行。我们国家应该形成一个商业金融机构与互助金融机构上下对接、批发和零售的关系。其实这种模式我认为比较适合中国现代目前的情况，这是商业金融的定位。商业金融决定了不可能把分支机构铺到这么下的下层去，因而采取这种零售批发的模式，是比较好的。但是农村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没有政策支持是不可能的。因而还有一个腿，就必须要做好财政的扶植工作，就是在农村政策金融的支持。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们国家在农村的金融体系当中，商业金融、合作金融和政策金融的定位应该更加明确，形成合力，才有利于形成一个为农业发展服务的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