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请再给我两年时间”

　　特约记者  陈循静  通讯员  黄良策

　　他的身子消瘦不堪，站不了许久就瘫软在椅子上，5年来伴随他的是冷战和剧痛，每天能下咽的仅有一碗白粥，唯独那一双眼睛总凝视窗外，目光深邃坚毅。

　　他就是23年来行走在万宁乡间，让4000多父老乡亲心里挂念的人吗？他就是那位让病人一见面就愿意以生命相托的良医吗？他就是那个罹患癌症、家境赤贫，却留下“遗嘱”坚持让孩子为乡亲医病的患者吗？

　　望着他，我们的眼中蓦然有泪。

　　病榻前，他喃喃低语着最大的渴望是：“再给我两年生命，能为乡亲多诊几次病，让我家阿轻能接班，让我放心地走……”

　　他让我们读懂一个人的生命固然有限，但高尚的灵魂可以超越生命而永生。

　　无数乡亲记住了这位善良医生的名字——崔育川。

　　如果说医生是病患心中支撑希望的火把，他便是为这火把而炽热燃烧了一生的人

　　23年前，在三亚市藤桥镇中心卫生院实习的海南省农垦卫校学生崔育川向他的老师吴学飞报喜：“老师，我终于可以回家乡当医生了！”

　　在吴学飞眼中，这个孩子勤奋懂事，学医最大的心愿是回农村，“这在当时农村孩子挤破头想留在城里的年代难能可贵。”

　　1992年，背着行李回到家乡万宁东澳镇的崔育川，在群山环抱的偏僻小山村里穿起白大褂，成了一名光荣的乡村医生。

　　没人会想到，20多年从医生涯，小伙子崔育川最初让老百姓记住他的，不是高超医术，而是靠双手盖房子的本事。

　　设在裕后村的乡村卫生点，负责裕后、衙后、东鲁等在内近4000名老百姓的医疗服务。可崔育川回村时，一个乡村医生的影子也没看到，只有头顶搭着沥青纸的一个破烂木棚。

　　市里下派的医生呆不到三五个月就都走光了。“偏远贫穷，农民一两块钱的医疗费要么欠着，要么用稻谷顶，哪个医生受得了？”熟悉1990年代东澳乡村医疗情况的医生陈光德回忆。

　　没有医生和卫生室，成了村里乡亲的“心病”。崔育川看在眼里，他卷起裤管，自己爬到山里背下茅草和泥土，在自家院子里盖起了一间16平方米的土坯卫生室。从此，他在这土坯房里坐诊，崔育川的名字在村里村外传开了。

　　10多年前，裕后村农民崔秀梅被人传言得了“怪病”，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变得走不动路，后来呼吸都困难，瘫痪在床。2010年除夕夜，老伴肖扶深听到崔秀梅“哼哼”几声后便“没了气”，一边哭着喊来崔育川，一边和儿女张罗着给老伴办后事。崔育川不甘心，没有仪器，他仔细地摸老人的脉搏，竟发现还有微弱的跳动，“阿公！还有得治！”他大胆诊断，凭着对老人这些年来诊治的经验和直觉，注射了一定剂量的激素针水，崔育川手心紧紧攥着，针水输入不久，崔秀梅居然活了过来，村里人惊喜万分。

　　肖扶深说，“小崔医生建议我，送到大医院后有了好仪器，让医生检查一下脑部，他怀疑阿婆的症状与内分泌障碍有关。”后来，万宁市人民医院经专家会诊的诊断结果是：崔秀梅属脑垂体萎缩，但第一时间的抢救非常得力。

　　依病施治，2年后，崔秀梅奇迹般地好了起来，甚至能下地干农活。阿婆见到崔育川激动万分，“我这一辈子最感激你，怎么才能报答你？”崔育川扶住她，“您能一直健康，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对于裕后村农民吴少平来说，崔育川给过他第二次生命。4年前的一天，做过胆结石手术的吴少平深夜旧疾复发，疼得满地打滚。崔育川被村民叫醒，一路小跑上门紧急处置，守在他身边，直到天亮。东澳镇砖厂广西工友周明和吴少平经历相似，也是一个深夜肾结石病引发剧痛，工友们把他抬到镇卫生院时，医生早下班了。听着撕心裂肺的痛哭声，一位工友问，“听说裕后村有位‘24小时’医生？”

　　周明第二天苏醒后才知道是崔育川救了他的命，他感激得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张红票子塞过来，被崔育川一把推了回去。

　　崔育川几十年来把多少人从死亡边缘上拉回已无法数清，留在乡亲记忆中的是，他救一个患者、收一个病人就交下一个朋友。翻开他的医疗小册子可以看到，有的是一家三代都是崔育川的病患，他们保持着深挚的情谊。东鲁村农民刘梅兰就对儿子王先辉说，“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崔医生，你的爷爷、爸爸都是崔医生给看的病，你小时候的头疼发热也全靠你崔叔叔。”

　　23年光阴，无论白天深夜，平日抑或节日，从没拒绝过一次病患请求的崔育川，在三村乡亲们的口中相传：“得了病能让崔医生治，是福气！”

　　崔育川也常和好友陈光德医生说，“做医生，除非是身体不行了才能停下来，否则总要做下去，这就是医生的天职。”

　　这质朴的话语浸入人柔软的心底。一个以医病救人为天职的人，他的爱如此本真，发自天性。正是这种发自天性的爱，让他炽热而灿烂地燃烧了一生。

　　如果说医生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幸福，他便是为这份幸福而执著追寻的人

　　2015年2月2日，见到刚接受了大手术后回村的崔育川时，裕后村88岁的五保户老人肖和兰流着泪紧握崔育川的手说，“我的孩子，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她从不知道，“自己的孩子”5年前患上了一种叫“神经母细胞瘤”的恶性肿瘤，然而崔育川总带着温暖笑意的面庞，从没向老人透露过半点病情。肖和兰后来听村里人说崔育川得了癌症，她一下子哭出声来，“我们得想办法给崔医生治病，他是我们生活的希望啊！”

　　肖和兰最早知道自己患了脑部右蝶窦炎时，崔育川给了老人最大的安慰。“阿婆，这不是难治的病症，你要有信心！”

　　崔育川给阿婆开了两种药，卡托普利片和奥美拉唑，老人不安地问，“阿川啊，这药多少钱呐？”“不贵！我保证您吃得起！才2块钱！”

　　阿婆放下心来。此后几年，隔三差五，差不多快吃完了，崔育川总会将药按时送上门来，直到有一次老人的远方亲戚来探望，才告知阿婆，“您老了，看看现在这物价，哪有2块钱治脑病的药！是人家医生心肠好，亏了自己吧！”

　　阿婆后来才知道，最便宜的卡托普利都要20多元钱，感激得拄着拐杖来找崔育川。知道瞒不住，他笑着对阿婆坦白：“如果当医生就看重病人感激，那他就会把所有病情都看轻，您希望您的孩子是这样的人？”

　　崔育川曾说，“在农村，生病本就是一件不幸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大事，很多人因病返贫，有病治不起，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找医生。我们能为别人多做一点，就要多做一点。如果在农村医疗中做贪财图利的事，那根本不配当医生！”他是一个把别人的生命和幸福看得比自己性命更重的人，20多年时光里，他以高洁的德行恪守着一名村医的本分，并延伸着他要多帮人一把的幸福追寻。

　　20年前，衙后村一位叫阿洁的妇女来看病，她的左腿膝关节外翻，走一段路就满头大汗。崔育川看着她满身汗水地从二三公里之外的村子来，身后还背着小娃娃，心酸极了，此后，崔育川有了登门送医和送老弱病患回家的习惯。

　　裕后村有位大家都喊“三婶”的阿婆，唯一的女儿外嫁，少人照料，十几年来，崔育川每次上门为老人检查，背着药箱的同时总会拎个保温饭盒，里边装着自己煮的饭菜给老人捎过去。村里人说，“亲生的孩子都没有崔医生对三婶好。”

　　知道裕后村有良医，远村的农民也找崔育川看病。水桥村隶属岛光村委会，从裕后村出发要抄小路跨过水沟，翻过子母虫山才到，崔育川出一个诊，最少要多半天时间。在水桥村里，陈维新、陈民乐、陈扶东、陈齐泽……我们走访了一位位村民，他们说崔医生是对他们有恩的人。

　　为方便这些村民就医，1998年，崔育川买了辆自行车出诊，骑行一半车子上不去，自己再爬过山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4载光阴如此度过，直到2012年他才凑够钱买了一辆电动车，这辆接送村民治病的电动车也是他家最值钱的家当。

　　崔育川的高尚尽在本色之中，却也注定了一生的贫穷。从1990年代开始，崔育川为乡亲打针、开药方，2毛钱、5毛钱、1块钱的药方他开了近10年。直到今天，他开出的药品单价极少有超过10元的，开出的注射针剂没有超过30元的。而这样的价格与周边乡镇的基层卫生院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反差，神州半岛等地不少外乡老百姓也都跑来找崔育川。

　　他比从前更忙碌了，可他从没有因为辛劳的加重而抬过药价和诊费，农村医疗倾注了他精湛的医术和高贵的良心。

　　如果说医生注定要为一份圣洁而甘守贫困，他更愿将自己放置在艰难和贫穷中锻造

　　十余年光阴如隙。2010年一天深夜，崔育川从山里出诊回来不小心从车上摔下，在处理胸部外伤时无意中发现了肿瘤。

　　崔育川病倒了。

　　5年来，他默默与癌症抗争，先后接受了4次大手术、18次放化疗，看着从左腹腔一直延伸到胸口正中的大弧度疮疤，许多人难以接受。谁能相信，这位48岁正值盛年的医生，能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跑十几里山路的人怎么就这么倒下？

　　2010年脾部被确诊细胞瘤后，崔育川妻子潘亚丽说，“你不能再这么没日没夜地操劳！”这一年，崔育川做了3次腹腔大手术。回到村里，为了出诊，他用厚纱布缠住了后背和伤口，把自己腹部包裹得像一个茧，弯腰给病人打针，纱布隔着伤口就不会有摩擦的剧痛。遇到村里打针怕疼的孩子，他还开玩笑哄着说，“你看叔叔这么大伤口都不怕疼的，你打针还怕吗？”

　　没想到3年后，崔育川病情恶化不得不再次手术。然而，病魔依旧在身体里肆虐，这一次连绑也没办法绑了。夫妻俩无奈北上求医，当听到上海院方提出30万元的治疗方案时，崔育川看着手中多年积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陷入了沉思。

　　2013年6月，在万宁东澳中学准备参加中考的崔思轻接到了父亲电话。崔育川对儿子“临终”嘱托，希望他放弃高中去卫校学医，学成回到家乡接班当村医，“农村不能没有医生……”儿子哭着点头。

　　病痛中的崔育川彻夜难眠，往事一幕幕向他走来：

　　崔育川出生在万宁乡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母亲在他小时已瘫痪在床，他在兄妹5人中排行老三，长兄也因为脑部疾病无法劳作。崔育川从小就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医生，倾尽全力治好妈妈的病。

　　回首20余年，他真的可以无愧地拍着自己的良心说，他把全部都献给了医生这个职业，他一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农民，他相信天上的母亲会为他一生从医的选择而高兴。

　　从上海回来，崔育川靠吃便宜药维持虚弱的身体，那些日子，他的工作照旧进行着，他知道，这个职业已和他有了一生的默契，那就是病人第一。

　　一群又一群崔医生曾经治疗过的乡亲从四面八方赶来。肖和兰从300多元低保金中硬拿出100元塞给潘亚丽；农民工周明带着工友们悄悄放下了1000元钱。我们还在潘亚丽的本子上看到了那么多名字，崔东明、崔甫宏、崔亚浪、崔更机……看到妻儿帮记下的名字，崔育川的眼里淌出了泪水。

　　……

　　崔思轻说，“我想我终于明白爸爸曾说过的话，金钱不代表幸福，付出才有幸福，你看他现在就被浓浓的幸福包围着……”

　　医乃仁术，以德为立。

　　一位靠良心救助病患的医者，一种甘为别人释放温暖的品格，一个一生从不为私欲所羁绊的生命，终将登上精神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