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日报】海南大学金山：日本侵略者对海南岛的文化渗透

　　【海南日报】在日本侵华史的研究中，侵琼史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本文以占领期日本侵略者对海南的文化渗透为研究对象，揭示日军对海南民众实施文化渗透，妄图将岛民教化为天皇治下顺民的侵略本质。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日本对海南岛的侵略，既注重以军事手段强占掠夺，也十分重视从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对中国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文化渗透。为此，日军专门设立了文化统治机构，通过强化殖民教育、管控大众传媒，消减民众的抗日意识，传播“大东亚共荣”的理念，通过日语教育向岛民灌输日本文化，妄图将他们教化为天皇治下的顺民和开发海南岛的重要劳动力，为永久占领海南岛奠定文化基础。

　　建立文化统治机构

　　入侵前制定方案，“对海南岛以‘皇民化’为宗旨，争取在十年之内，达到与台湾同等程度的统治水平”

　　日本侵略海南岛前的有关海南岛政策的制定，主要由台湾总督府负责。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相继占领了华中、华南等地的战略要塞。之后，日军计划“南进”，妄想在“赤道以北东经90°至180°之间”的广大地域内，建立以它为霸主的“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帝国。1938年4月，台湾总督府在台北设立海军武官府，具体负责“南进”政策的策划和立案。海南岛因其地理位置而在南进方案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海军武官府成立后不久，便着手制定侵略海南方案，并于1938年9月出台了《海南岛处理方针》、《南方海外殖民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案》等一系列文件。其中，《海南岛处理方针》的纲领部分，明确指出“鉴于海南岛在军事上、经济上的重要性及其地理上和社会上的特殊性，对该岛的处置，应与我所占领的其他地域有所不同。主要着眼于确立对其进行全面统治的实际权力，扩充帝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精神。”即把海南作为有别于日本占领的其他地区的特殊区域进行经营与统治。对海南岛民则以“皇民化”为宗旨，争取在十年之内，达到与台湾“同等程度的统治水平”。为此，该方针指出在对海南岛实施军事管制期间，应在军队的指挥下“派遣民政事务处理机关，掌握、处理一般民政事项”。即除军事手段外，还须使用民事手段，对海南岛实施文治。而文治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岛民进行文化渗透，将他们变成天皇治下的顺民。

　　1939年2月10日，日军侵占海南岛。尽管日本方面多次声明，占领海南岛“第一是为阻断以海南岛为中转基地向重庆运输军需物资，第二是开发本岛物资以弥补日军军需之不足，而绝无领土野心。”。然而，从其占领政策来看，这一点并不成立。侵琼日军在攻占海南岛的当天便给日本陆军省发去了名为《关于海南岛的政务处理》的密件，指出要“把海南岛作为经济上或者发展中国南方的基地永久占领”。为了实现对海南岛的长期占领与统治，日军在占领海南岛后迅速组建了由海军省、陆军省和外务省在海南派出机构联合组成的三省联络会议，作为海南岛的最高统治机构。从目前可以入手的资料看，该机构制定的首个关于海南统治政策的文件为占领6天后，即2月16日发布的《海南岛占领下的政务处理纲要案》。该纲要案明确规定，日军在海南岛的基本占领方针为将海南岛变成日本在“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享有特殊权益的地区”。这一点显然是沿袭了前述台湾总督府制定的《海南岛处理方针》中关于海南岛的定位。而要实现该目的，获得岛民配合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为此，纲要案指出，当前应努力促使岛民协助日军“作战及维持治安”。为实现该目标，纲要案指出在政务处理方面对海南岛“不实行特殊的军政统治”，而是交由“支那方面自治”。而所谓的“支那方面自治”，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海南人自治，而是通过建立受日军控制并能主动协助日军的伪政权，来实现对海南岛的统治，说到底还是日军惯用的“以华治华”政策的延续。受益于曾长期居住于海南岛，在海南岛拥有丰富人脉的胜间田家族的积极协助，日军在侵略海南岛的当月，便在海口、琼山两座主要城市建起了“治安维持会”，协助日军管理岛民，维持社会治安。

　　3月1日三省联络会议发布《海南岛政策纲要》，在重申“尊重住民自治”之余，还特殊强调要努力制造海南岛民“欢迎帝国指导”的假象，将海南岛建成“日支人民共存共荣的典范”。为实现该目标，3月16日三省联络会议又出台了《海南岛占领下的政务处理纲要》，明确提出要促进“日本文化的渗透”，努力“普及日语教育”。

　　1939年7月17日，傀儡政权“琼崖临时政府”成立。虽然该政府主席由海南人赵士桓担任，但出任政府最高顾问的则是在侵略海南战役中担任指挥的日本海军第五舰队的情报部部长。海南岛的实际统治权仍在日军手里。据文献记载，日本第五舰队内设的“情报部”，在日军占领海南后主要负责“与海南岛有关的特种任务、各种调查、情报汇集，及其他与海军有关的重要事务。”1939年11月15日该“情报部”改称“海南岛海军特务部”，隶属于新设的“海南岛根据地部”（海南海军警备府的前身）。1942年5月25日依据“海南海军特务部令”，“海南岛海军特务部”更名为“海南海军特务部”，下设官房、政务局、经济局、卫生局等多个部门，扩大成为“可以与台湾总督府相匹敌的军政机关”。其中政务局第三课负责管理“教育、祠堂、寺庙及社会事业”，是日军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直接领导机构。值得注意的是，出任海南海军特务部首任总监的池田清并非海军军人，而是一位曾出任大阪府知事、警视厅总监等重要职务的文官。这一点显然与特务部主要负责对海南岛实行民治，承担着教化岛民使之“皇民化”，以及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职责相一致。

　　强化殖民教育

　　在全岛强行推进日语教育，欲最终把日语“发展成东亚的共同语”

　　日本对海南岛进行文化渗透的主要手段是强化殖民教育。在占领海南岛后，日军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了一套从幼儿园到师范学校的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以公务员、警察等为对象的成人教育体系。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日军在中国所实施的教育性质多有争论。从学者们的表述上看，有“殖民教育”、“皇民化教育”、“同化教育”、“奴化教育”、“侵华教育”等多种概念。笔者以为，所谓的殖民教育应是殖民者基于殖民利益所实施的教育，只要教育的实施主体为殖民者，性质是为殖民利益服务，均应称为殖民教育。日军侵占海南期间，既有向岛内移民，亦有建立经济、军事设施，为不折不扣的殖民者，其基于殖民利益所实施的教育毫无疑问应属殖民教育范畴。

　　1、学校教育

　　在占领海南岛后，日军便着手制定措施恢复因日军侵略而遭受破坏的中小学校。1939年9月26日三省联络会议发布《中学设置规划纲要》指出，复兴中学教育应“作为建设东亚共荣圈的一环”，是出于“文化开发”及“安抚民心”之需要。而要使岛民“了解大日本帝国之实力，并衷心配合军事、经济建设事业，须使普通岛民通晓日语，由此理解东亚共荣之理想，并掌握相关的工作技能，提高劳动生产力”。为了培养开发海南资源所需的劳动力，纲要提出要在海南岛建设一所以职业技能培养为目标的“实科中学”，培养学生“以东亚共荣为理念的道德意识”，“传授岛民所必须的知识与技能”，“通过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强化身体锻炼，达到培养国民之中坚者的目的。”此处的“国民”，毫无疑问应指“大日本帝国”的国民。

　　1941年9月27日三省联络会议又发布了《关于海南岛小学教育的暂行处理方案》。方案指出，海南岛初等教育之重点在于“教育、教化岛民，使其协助建设东亚共荣圈工作，发自内心地配合帝国所期望的军事及经济建设工作”，教导岛民要“仰尊帝国为东亚盟主，在帝国的领导下使东亚成为真正的东亚人之东亚，为把本岛建设成为人民可以安居、百姓能够乐业的乐土，努力培养锻炼岛民认真、顺从的精神以及强健的体魄”。可见，日军实施殖民教育之目标，是将岛民教化成为天皇治下的顺民和开发掠夺海南资源的重要力量。

　　从内容上看，日据时期的海南殖民教育以思想教育、日语教育和勤劳教育为主。其中，勤劳教育是出于海南岛高素质劳动力不足的现实需求而进行的培养学生劳动能力的教育。思想教育则是通过“新东亚道德”、“修身”等课程对岛民进行皇民化教育，向学生灌输大东亚共荣的理念，“启发、培养”孩子们对天皇和侵琼日军的“虔诚、感恩之心”，是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重要手段。日语教育则是日军实施文化渗透政策的重中之重。众所周知，语言既是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其本身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日语的推广和普及就成了日本侵略者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最为重要的策略。三省联络会议在前述《关于海南岛小学教育的暂行处理方案》中明确提出要让岛民“尽早掌握日语”， 通过日语“了解日本、日本人以及日本文化”，进而“领会东亚共荣之理念”，最终把日语“发展成为东亚的共同语，以实现东亚人的精神统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占领军在日语教育方面可谓费尽心机。

　　1941年7月，日军在海口市设立了第一所“日语幼儿园”，之后又在三亚等地开设了多所日语幼儿园。据曾在三亚崖城的日语幼儿园就读的卢姓老人（现年77岁）回忆，他是在1943年，即5岁时进入位于日军崖城军营中的日语幼儿园就读的。建园之初，当地群众都不愿送孩子入园。为此，日军采取了强迫加利诱的办法，一方面给家长施加压力，命令家长必须送孩子来幼儿园，另一方面，免除园童的入园费和学费，并向孩子们发放糖果、饼干等食品，吸引园童入园。据老人介绍，幼儿园主要教授日语，当时孩子们在幼儿园里讲海南话是要受到日本教师惩罚的。

　　在小学教育方面，当时海南岛有两种小学，一种是既有小学，即日军占领前已有的小学，其二是新建小学，即日军占领后新设的日语小学。为了强化日语教育，日军规定所有的既有学校必须增配一名日本人教师担任副校长，负责日语教学工作；新建的日语学校则必须配备日本人校长。按照日军要求，当时的小学主要开设日语、修身、数理、体育、艺术、劳动等必修课程， 其中日语课的学时数最多，为每周6学时。为了规范日语教育，三省联络会议还专门制定了《发行教科书的相关规定》（1942年7月16），提出了一个争取在六年内编纂发行全12册《日本语读本》以及与之配套的全套挂图的计划。

　　在中学教育方面，三省联络会议也规定所有中学都必须配备日本人教师，必须增设日语课为正式的教学科目，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

　　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占领军还在岛内开设了两所职业学校，分别是加积农学校和那大农学校。加积农学校成立于1943年10月11日，那大农学校成立于1944年9月25日。前者在籍学生数为100人，后者为50人。据曾在加积农学校就读的老人回忆，该校的所有教师都是日本人（包括来自台湾和朝鲜的教师），所有课程均用日语授课。

　　2、成人教育

　　第一，师资教育

　　由于在短时间内兴建了众多的学校，使得岛内原本十分匮乏的教师资源更加捉襟见肘。笔者曾采访过当时在中小学校就读或工作的14位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在中小学校担任日语教师的大多是日军中的文化程度较高者，而并非科班出身的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42年4月日军在海口市创办了海南师范学校。该校主要招收来自日本国内或台湾、朝鲜等殖民地区的学生，进行六个月的培训后分配到岛内各地做教师。除此之外，该校还承担了中国人教师的再教育任务。从中国人教师的教育内容看，日语课所占时间最多，为每周12节。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人教师能够“顺应东亚之新形势”，成为“能够自觉意识到新海南岛之使命的指导者”，换言之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对海南实施文化渗透的指导者，从文化上进行殖民。

　　第二，公务员教育

　　日军在海南岛采取的是“支那人自治”，即“以华治华”的统治政策。三省联络会议于1942年7月16日专门出台“海南岛人公务员训练纲要”，要求对琼崖临时政府、市县政府及地方治安维持会的骨干进行培训，目的在于使受训者“认清当前时局，培养其积极配合我方之精神”。为此，日军专门在海口设立了“公务员训练所”，所长由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长亲自担任，“主事”、“教官”、“助教”等也都由特务部官员担任或兼任。训练内容包括“实施大东亚民族共荣的思想观念教育，以及公务员所需知识及实际技能的训练”，其中日语课被排在了首要位置。

　　第三，警察教育

　　1941年11月8日，三省联络会议出台《海南籍警察训练纲要》，决定成立“警察训练所”，培养“为我方所用的海南籍优秀警察人员”。纲要指出，“警察训练所应进行以皇道为基础的东亚民族共荣的思想观念教育，传授警察所必需的知识，实施实际技能训练”。训练所的所长亦由特务部政务局长担任；顾问由陆军警备司令官或由其指定的军官担任；其他职位也都由特务部官员或日军军官担任。训练所内设本科及特别训练科。本科负责培训一般警察，特别训练科负责培训高等、思想、刑事、情报等部门的专属警察。本科开设的教学科目有日语、刑法、违警罚法、警察行政、一般卫生、犯罪搜查、情报收集、户口调查、保甲制度、工作职务、礼仪、检查、军事训练等；特别训练科的教学科目则须经教务会议审议后，由警察训练所所长亲自制定。

　　第四，黎族教育

　　黎族是海南岛的世居民族，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居住地区却涵盖海南岛的广大中部山区。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制定了实施民族离间政策，将黎区建设成为对抗我抗日游击力量的缓冲地带的统治政策。1942年7月16日，三省联络会议专门出台了《黎人训练纲要》，提出要在海南海军特务部的指导下对“将来在我方黎族地区从事警察工作，以及执行推动其他各项政策之人才”进行培训。受训者的选拔标准为年龄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出身于黎族的名门望族，将来有望成为部族的中心人物，且身体强健者。培训内容包括培养受训者“绝对依附于我方的思想意识、普及卫生观念、培训黎峒自卫所需要的技能等”。培训科目包括训育、日语、卫生、礼仪、点检、教练、自卫警察、农业实习等。其中对黎族青年的思想教育（训育）和日语教育被排在了前两位，其对黎族青年实施文化渗透的企图不言自明。

　　管控大众传媒

　　日军登陆之后即组建报社“教导岛民”，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日军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另一重要手段是通过对大众传媒的管制和利用，影响海南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政治观念，以把海南民众变成天皇制下的顺民和开发掠夺海南岛资源的重要力量。

　　日军一向重视对殖民地人民的“宣抚工作”。在日本侵略海南之前，台湾总督府制定的《海南岛处理方针》中便已制定了加强“绥靖与宣抚”，“纠正岛内排日思想”，在岛内“配布《香港日报》《全闽新日报》等报纸，同时利用海口的《琼崖民国日报》及《琼崖新民日报》之设施，刊行新闻，向岛内及南洋各地配布”的具体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南岛内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以海南书局为代表的传媒机构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出版了大量的抗日书籍。日军侵略海南岛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也遇到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岛内抗日力量的激烈抵抗。为了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缓解海南民众的抵抗情绪，日军专门组建了“报道部”。报道部主要负责“宣抚”工作，目的是使海南民众“理解”占领政策，安定岛民人心，制造军民和谐的假象。据报道部成员，随登岛军舰同期抵达海南岛的日本著名军旅作家火野苇平记录，报道部在驶往海南岛的军舰上便开始了工作，每天编写“阵中新闻”，鼓舞士兵士气，以便对海南岛进行长久的占领。

　　1939年2月12日，在占领海口的第三天，日军便开始了宣抚工作。火野苇平在《海南岛记》中记载：军乐队正在海口街道上行进，报道部的卡车疾驰而来，我们坐在车上，到处散发传单，并在市内各地张贴标语。我们还雇用人力车，车上堆积着传单，向博爱路出发”，“电线杆上、墙壁上、街道角落等处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告示和传单”。告示和传单的内容主要是为日军侵占海南岛寻找借口，宣传占领政策，其中一则布告如下：

　　“日华事变发生以来半年，於兹忠勇果敢的帝国陆海空军将兵，无不百战百胜，去年攻略广州及武汉三镇，已完全掌握全中国之要城。

　　……

　　我作战军队此次在海南岛大举登陆，而陆海空军紧密联系之下，完全控制全岛，于日本海军完全占有势力之西太平洋上，现在孤立命运之海南岛，应倚赖日本之外无别途。

　　我军按照帝国政府屡次声明，不敢敌视中国民众，所以无辜岛民宜安心就业。纵然属于正规军或保安队，若能悔悟其非，抛弃枪支，随我做协力者，一律应当保证其生命财产。倘若有向我军抵抗加害者，或与敌军通款者，无论何人，决不宽恕。

　　日本军队对岛民所要求者，就在使岛民从速觉悟过去错误，抛弃抗日容共之偏见，信赖正义之日军，而建设反共亲日之乐土。特此布告。”

　　由布告内容可知，日军通过发布传单等手段安抚岛民，企图使岛民放弃抵抗，做日军治下的顺民。

　　为了宣传日军的统治政策，日军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由于地理上孤悬海外，政治上远离政治中心，日军侵占之前的海南大众传媒业并不发达。当时海南岛内最为著名的传媒机构，应为王梦云、唐品三等人创办的海南书局。该书局虽因日军侵略海南而被迫关门，持续时间较短，然而由其整理出版的《海南丛书》、《琼州府志》等书籍，至今仍是研究海南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期的海口，仅有《琼崖民国日报》和《琼崖新民日报》两种报纸，合计日发行量仅为1300份。此外，在文昌、乐会等地还有《文昌周报》《乐会半月刊》等小型发行物。

　　2月10日，日军在占据海口的当天，便由报道部强征海南书局的房屋和设备，着手组建新的报社。2月13日《海南迅报》社正式成立，15日发行第一张报纸。从火野苇平《海南岛记》的插图看，《海南迅报》的发刊号刊有《发刊之辞》、《日本海军登陆于南方地区》的报道，以及《海口市治安维持会准备委员会布告》等内容。由于字迹模糊不清，《发刊之辞》的具体内容无法详知，但从隐约可辨的“在友邦日本指导之下”等内容可以推测，其目的应以教导岛民服从日军的领导、做日军统治下的顺民为主，即为对海南岛民实施文化渗透服务，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海南迅报》社由日军直接指挥。后来，日本人又设立了《海南新闻》报。然而，由于这些报纸并不受岛民欢迎，发行量较小，因此两家报社始终未能做到收支平衡。为此，三省联络会议不得不予以补贴。对于报纸内容，日本占领军也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从具体分工看，“陆海军分别负责审查、监督与自身相关的军事内容”，而三省联络会议则“负责审查、监督一般性内容”。

　　除此之外，日军还曾发行过多张渲染日军与海南民众和谐相处的明信片，来美化侵略，粉饰太平。应日军要求，台湾共荣会还派遣电影技术员到海南岛巡回放映电影，宣抚岛民、慰劳日军。1941年4月1日，共荣会还在海口市设立了支部，经营影院。

　　为了管控大众传媒，防止不利于日本侵略的邮件流出或流入岛内，日军还专门发布文件，要求对所有进出岛邮件进行严格检查。当时日军官兵及日本公司的开发人员邮寄日本的照片和明信片的背面，都加盖有日军的检阅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