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推动总部经济发展 人力资源储备是瓶颈
原标题：掘金总部经济，海南有优势，也有短板——
企业总部，我拿什么吸引你
核心提示
海南启动国际旅游岛建设以来，“总部经济”这个词在我省的热度持续攀升，这源于我省主政者的两次重要讲话。
2010年8月2日，在省委2010年度理论研讨会上，时任省长罗保铭提出，要捆绑多元招商，引进优化经济结构急需的项目，包括引进产业龙头企业、主题公园、投资基金、总部经济等。
今年1月，代省长刘赐贵在履新时所作的施政讲话中提到，要以特区的担当意识和先行先试精神努力争取在九个方面实现新的突破，而“发展总部经济、楼宇经济”，正是这“九个突破”中的重要一项。
如今，国内大城市之间，对吸附企业总部的竞争，已成为城市综合实力与发展战略成效的最好展示。因为这不仅能够提升城市的知名度，更因为总部企业对城市综合实力的拉升效应，而关乎到一座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
彼时“雁北飞”之痛
企业总部作为“头雁”，如果飞走了，不仅仅是一个总部而已，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整个企业呈“雁阵”飞走。
2013年5月24日，海南日报一则消息引发了高度关注：新大洲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称，25日起公司办公地点将从上海回迁海口，这成为海南上市公司“雁北飞”后，第一家总部回迁的上市公司。
本世纪初，在我省成长起来的上市企业新大洲远走他乡，曾引发媒体的热烈讨论。因为在世纪之交的彼时，在我省注册的上市企业形成了一股迁离海南的潮流。从1999年海南第一家南雁北飞的上市公司“琼民源”变身为“中关村”开始，相继有赛迪传媒(原琼港澳)、美都控股(原宝华实业)、开创国际(原恒泰芒果)和绿景控股(原琼能源)迁址他乡，当时被称作海南上市公司“雁北飞”现象。而注册地留守在海南，办公地在外地、随时准备“雁北飞”的上市公司也越来越多。到2004年，在深沪两地的上市公司中注册地依然在我省的一共有22家，其中12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已然易主为外地企业，占总数54.5%。
“直到2008年，海南还是上市公司的净迁出地区。”对于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魏后凯研究员曾有过专门研究。
企业总部作为一个企业的“头雁”，如果飞走了，不仅仅是一个总部而已，随之而来的往往是整个企业呈“雁阵”飞走，这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以新大洲2001年在外省设立的合资公司为例，该公司初步确定的2001-2004年的事业计划是：2001年产量为65万辆，产值40亿元;到2004年产量将达220万辆，产值108亿元。如果当时这家合资公司放在海南，对我省摩托车产业，乃至对严重匮乏制造业的全省工业的带动效应，不可估量。
缘由“南 雁”为何北飞
1999年初开始，京沪等地纷纷出台鼓励设立总部政策，而海南还在从房地产泡沫中艰难复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当时我省的企业总部纷纷“雁北飞”呢?
“1999年起，国内东部中心城市开始祭出了‘总部经济’战略。”魏后凯揭示了其中奥秘：从1999年起，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为吸引上市公司、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入驻，各出奇招，政府为之亮起一路政策绿灯。而1999年，正是海南第一家上市公司“琼民源”变身为“中关村”的那一年。
对企业总部的直接竞争，是从京沪两市政府出台相关鼓励总部经济发展的文件开始的。
1999年1月29日，北京率先出台鼓励在京设立总部的相关规定。对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的跨国公司给予返还或免征所得税，优先提供建设用地以及水、电、气、热、通信等公共设施，为跨国公司高级职员中的中国公民优先办理5年因私护照，为外方高级管理人员家属提供生活、工作帮助等。2002年7月，上海也发布了类似政策。
紧随两大中心城市的脚步，国内城市纷纷跟进。2004年9月厦门出台《关于鼓励境内外企业在厦门设立地区总部的暂行规定》，在土地、财政、工商注册和人员出入境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成为福建各地发展总部经济的先行者。
而另一方面，世纪之交海南还在从房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中艰难复苏，各项配套设施和相关政策自然远远无法与这些地区媲美，因此“南雁北飞”也就无法避免。但当时这种状况引起了我省的高度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补救，此后海南“雁北飞”现象越来越少。
但是，如何实现逆转，让“北雁”南飞，成为考验我省各级政府的一个重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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