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南为贬官目的地之一 贬官的渡海诗丰富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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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宁东山岭上的李纲雕像。王凯摄

      海口五公祠内的李光雕像。李幸璜摄

      宋朝时期，海南岛与山东沙门岛并称为两大贬官目的地，因此有大量官员因各种罪名被贬谪到海南。而这些贬官们在到海南岛时，必须要渡过琼州海峡。对于千年农耕文化熏陶出来的中原人士，很少能有机会与海洋接触，更何况是要乘船渡海。因此，横渡琼州海峡往往成为他们贬谪途中记忆最为深刻的一段路程，现实的波涛与五味杂陈的思绪，往往交杂成一个个块垒，必须吐之而后快。宋代对贬官有相应的恩宥制度，除了死罪和永不放还者外，每遇大赦就会得到赦免，这样就使得他们有了第二次渡海的机会。因此，很多贬官在渡海前后常常会抒发自己的感慨，表达不一样的人生思考。因此，就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的小门类：渡海诗。

      为此，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郭庆财专门撰文《论宋代海南谪宦的渡海诗》，介绍了宋代贬官所作的渡海诗。据他介绍，仅宋代贬官们留下的渡海诗就有20余首之多，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与海相关的诗作。

      南下渡海，是由已知世界向未知世界的过渡，意味着远离中原文明、孤独困守的遥遥无期;北上渡海，则是海外生死考验的结束，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两方面的解脱。南渡和北归，是生命的沦落与回归，形成了自由和羁束的强烈落差。因此宋代谪宦在渡海这一生死之际的转折中，激发起对人生、命运的终极思考，也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心态。这在他们的渡海诗中皆有所体现。

      渡海惊魂先祭海

      郭庆财认为，从地理环境上来说，海水的阻绝和分割，对谪宦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南海北在自然环境、风土民情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亲情、友情、各种讯息也为海峡所阻隔，他们常常怀有能否生还北归的疑惧。除此之外，惊险的渡海本身也是一道“鬼门关”。面对茫无际涯的凶险海潮，他们难免忌惮。苏轼在《伏波将军庙碑》中写道：“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

      宋朝时，海南贬官们一般都是由雷州半岛渡海到澄迈。《舆地纪胜》称朱崖“与徐闻对渡。北风举帆，一夕一日而至。”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流谪之人南渡时常有风波之灾。关于琼州海峡的凶险难渡，相关史料多有描述。北宋初期就有记载称“先是岁调雷、化、高、藤、容、白诸州兵，使辇军粮泛海给琼州。其兵不习水利，率多沉溺，咸苦之。”为此，琼州海峡一带形成了浓厚的海神崇拜情结，贬官们也大多不例外。

      唐代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皆有祭马伏波庙文。不过，他们祭祀的目的仅在发抒贬谪之恨，这也是唐代歌咏马援的主旋律。宋代苏轼、李纲、李光等名宦祭伏波庙，则是敬人和敬神的统一，是集凭吊和祭祀行为于一的。他们耿耿孤忠的人格精神、遭谗被谤而沦落的境遇与马援颇为一致，故多借祭海发抒不平之鸣。苏轼赞马援曰：“生为人英没愈雄，神虽无言意我同。”

      李纲诗中也表达了与马援这位失路英雄的惺惺相惜：“戈舡下濑勋猷壮，马革裹尸心胆雄。顾我迂疏成远谪，赖神正直鉴孤忠。”凭吊先贤，向海神马援表白自己的心迹，有藉以浇平胸中块垒之意。

      祈神祭海，与海神精神的冥会，也给了他们平安渡海和顺利北归的双重精神支撑。因此他们在祈神顺风后，相信神灵确能助人化险为夷，其心中的欣悦可知。苏轼、李纲南渡与北归之前皆曾祭海且卜筮，李纲卜以11月25日南渡，一卜即吉，“乃知神之威灵，肸昭著若此。”正是缘于此，李纲虽乘船南下，却模仿东坡北归渡海之作，以啸傲沧海的精神压倒了恐惧：“夜半乘潮云海中，伏波肯借一帆风。满天星月光铓碎，匝海波涛气象雄。大舶凭陵真漭渺，寸心感格在精忠。”

      郭庆财表示，对神灵的敬奉和祈求，源于贬官们现实中的无能为力。因此，对深感人事多难、命途渺茫的贬官而言，祭海予其精神的寄托和慰藉，使忧愤、恐惧转为平和与旷达。从渡海之际祈神卜筮的茫然，到祭后迎来风平浪静、水云遄飞的欣悦，明显可以感受到从“惶惑”到“平和”的心理起伏，也体现了他们在茫然无助之余自我调节的努力。

      乘桴浮海却宽心

      虽然前途的吉凶莫测让谪宦内心充满不平和忧惧，这由贬官们对大海惊涛骇浪的恐惧中隐约可感;但同时浮于江海，远赴天涯，也意味着士人对险恶政治生活的远离和“江海之志”不期而然的实现。因此他们诗中亦多有对浩淼大海的亲近。

      苏轼与大多数南宋海南谪宦都体现了这样一种人生情怀，即对孔子“乘桴浮于海”精神的认同。海南贬官大多因为政治斗争落败而被谪，渡海之际，孔子“乘桴浮于海”的理想在他们那里引发了强烈的共鸣。苏轼将此理解为出尘高蹈，避世隐居。他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写道：“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郭庆财认为，随遇而安，随宜所适，是苏轼和海南贬官们淡化痛苦、超越苦难的一种可贵的豁达，一种超然的道家智慧。这不但在士人渡海时形成内外映照，而且与其身处海南时的个人出处思考相一致。将个人生命置于宇宙背景之中来审视贬谪南海，使他们不再执着于个体生命存在，而是超然物外，淡化距离远隔带来的痛苦。苏轼即深受庄子齐物思想的影响，从而抹平海南海北的限隔，“吾道无南北，安知不生今。”

      因而进入海南和出离海南也并无本质区别，放逐虽是失，亦未必无所得。正是因为这样，苏轼北归时才有“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坦然和豪迈。南宋的贬官们学习苏轼，对被贬谪有了苦难的免疫因子。如胡铨就写下：“仲连蹈海徒虚语，鲁叟乘桴亦漫谈。争似澹庵乘兴往，银山千叠酒微酣。”

      李光也写下：“须知鲁叟乘桴兴，未似商岩济巨川。”李光的人生精神最接近于苏轼，他此前已被谪藤州3年之久，认为只要不执著于政治得失，不计较南北距离，以佛道的平等观视之，则来亦不惧，去亦欣然。因此南渡时，才有“三载藤江守药炉，身轻那复羡飞凫”的洒脱和超然。

      身在江海存魏阙

      郭庆财表示，被放逐于江海，既可以像孔子一样，怀有一种“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潇洒;也可以“身在江海，心存魏阙”，即眷念朝政，矢志不渝。北宋贬官大多是第一种，如丁谓：“今到崖州事可嗟，梦中常若在京华。”而任伯雨《述怀》则昭示了其忠心谋国的一腔血诚：“雅有江海志，仕宦特牵迫。一日偶遭际，用舍何敢必。但思忠邪分，于国系休戚。周嫠不恤纬，我意何穷极。漆女倚门啸，我情第堙郁。呜呼谋身者，所宜念阴骘。”虽投荒万里之外，而无个人生死之恤念，更多的是伤离之感和对朝廷失政之忧念。

      同是渡海北归，与苏轼不同。身处北宋即将灭亡之际，他面对多艰的国运很清醒，表现出直面现实的忧心。他豪迈的人格境界以国运的担当为内核，而又表现出潇洒超拔的精神超越。他的渡海诗写道：“平生奔走畏江湖，暮齿来乘海上桴。自哂井蛙真见小，望洋向若一卢胡。”

      因此，李纲这种“身在江海，心存魏阙”的忧患精神既不同于怅愤填膺的任伯雨，更与自安自适的李光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李纲北归后，即被除命湖广南路宣抚使，乃有诗云：“龚遂有心安渤海，谢安无计恋东山。”回头再看李光被谪海南昌化时的一首诗与之相应和：“胜欲哦诗追沈谢，不求名迹拟龚黄。”这样看来，李纲以谢安和龚遂自命，不愿贪恋安适的家园，而欲身赴国难。

      “不同的贬谪经历和自我修养，影响到宋代贬官们对世事的热心和淡漠，也使得每个人有各自不同的江海。虽然个人出处的思考不同，而李纲、李光皆不乏乐观、旷达的精神气象，这在渡海诗中已经显出端倪来了。”郭庆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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