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中浙：从惠能“变法”看佛教的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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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中浙教授接受采访 程冠军摄

　　编者按： 1956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广东省视察时，对陶铸等省委主要领导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你们知道吗?惠能在哲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把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最高峰，要比英国的贝克莱早一千年。你们应该好好看看《坛经》。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惠能和禅宗的经典著作《坛经》,其用意在于佛教的中国化。佛教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至关重要，为了进一步了解惠能、《坛经》、禅宗以及中国文化等问题，理论网记者专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惠能研究专家陈中浙。

　　记者：陈教授您好，近年来，您一直潜心研究惠能和其著作《坛经》，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佛教的“禅宗”，以及惠能与禅宗、《坛经》之间的关系。

　　陈中浙： 何为“禅宗”?在印度，并没有禅宗这一宗派，仅有“禅”这种修行方式。“禅”意译为“思维修”或“静虑”，要求修禅者保持大脑的专一、清净、安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修禅者发挥想象，思考人生的根本问题，对各种现象的本质进行关照，最后达到一种认识现象本质的般若智慧。这种禅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古代宗教中相当普遍，其中佛教对它尤为看重。在佛教的“八万四千法门”中，禅修是最重要的修行法门之一。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从西域来了一名僧人叫达摩，他不仅把印度佛教里这种“禅”的修行方法带到了中国，还对“禅”做了专门的阐释与发挥。后来又经过慧可、僧璨、道信、弘忍等几位中国僧人的努力，在唐代初期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讲究“禅定”的佛教思想。

　　佛教自汉末传入中国到唐代已经历了600多年，可能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处久了的缘故，佛教与中国文化在相互磨合中慢慢有了惺惺相惜、相知相契的感觉，而两者的关系也到了需要做出总结的时候。于是有人就借用“禅”的称谓，从中国本土文化的角度，以自己超强的智慧，对传统佛教进行了重大改革与大胆创新，将印度列入的佛教中国化、平民化、现世化，创立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这种宗派与别的宗派不一样，它强调“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即不需要识字，也不需要累世的修行或是钱物的施舍，只要有机缘，马上就可以顿悟成佛。可以说，这是把印度佛教复杂问题简单化，并将其变成一种听了就能懂，学了就能会，会了马上就能用的宗派。这种修行方法得到了很多基层民众的拥护与传播。自禅宗出现之后，当时唐代其他的宗派，像受李世民鼎力支持的玄奘创立的“唯识宗”，以及受武则天大力推荐的“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就逐渐衰落，甚至消失了。

　　中唐以后，禅宗不仅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主流，更远播至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欧美等国家与地区。连佛教创始国印度也建有南华禅寺，弘扬中国的禅宗。可以说，在中国或接受中国“禅”文化传播的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禅”甚至成为了“佛教”或者“佛学”的一个同义词。因此，准确地说，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而成的一个宗派，禅宗的出现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具体体现。而把佛教成功中国化并创立禅宗的这位具有超强的智慧的人，就是惠能。

　　惠能在湖北黄梅的五祖弘忍法师那里学佛法，由于其天资聪颖，见解独到，就被老师弘忍禀为六组传人。惠能从他继承衣钵一直到去世为止，基本上都是在广东一带传法。有一次，他在广州光孝寺的一个戒坛上传法，其中一个叫法海的弟子，把惠能的讲法过程及其内容记录了下来，并加了一个总题目——《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简称《坛经》，这就是禅宗的奠基之作。当然，《坛经》里的内容并不都是惠能在这里讲的。由于惠能不识字，讲法时都是大白话，所以《坛经》记录下来的也基本是白话。可能是由于这个缘故，钱穆就说《坛经》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作品”。

　　记者：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要数安身立命的思想，对此，中国本土文化与禅宗给出的招式很不一样，请您解释一下，儒家、道家、禅宗在这些方面有什么具体的不同?

　　陈中浙： 儒家由于事先设置了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关系，所以希望人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所有行为，都要时时刻刻符合这“五伦”关系的要求与标准。符合了这些规定，就是体现了“天道”。如果人们极尽所能无法达到这个要求与标准，最后也无可奈何，只能把他归结为“天命”如此。

　　道家的做法与儒家不同。就拿老子来说，他是极力主张拿自然规律中的一些道理来引导人们做事，希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避免犯错误，尽可能地做到最好。在具体方法上，老子主张：如果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就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如果为了保身，免遭祸害，就在适当的时候要急流勇退;如果为了超脱，便学“祸福相依”的道理。总之，这完全是从人事利害得失上着眼，在应付权谋上做打算。

　　庄子在这一方面与老子不太一样。庄子一生主要游历于社会下层的各种人物中间，与渔夫、船夫、工匠、屠夫、农民交往密切。在他看来天下是沉浊的，世俗是不堪相处的，自己不屑于同流合污。他极力退避其中险恶、奸诈的种种利害关系，追求一种不依赖于任何人、任何事物，完全自在自为的“无所待”的“精神家园”。

　　所以，在中国古代，如果叫人往前冲，就去学儒家;如何更好地冲过去，还要去学老子;反之，若让人后退，则要去学庄子。当然，老子有时候也会叫人后退。总之，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既有叫人积极做事的性格，也有叫人急流勇退的性格。但是这两种性格，却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且这种性格不是“过”，就是“不及”。这种情况知道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之后，才开始得到改观。因为惠能把原来本土文化中截然不同的这两种性格，有机地融会贯通在了一起。这就给中国人在安身立命上打开了另一扇门。有了这扇门，人们既能勇敢地前进，又能自如地后退。

　　从国家主流文化的构成上来看，禅宗对中国人的冲击也是很大的。自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基本上确立了在文化上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他确立的只是儒家在治国理念和制定国家政治制度这些方面的主导地位，而在精神生活方面，儒家的地位从汉代以后就逐渐被玄学、道家和佛教所取代。有意思的是，唐代的惠能创立禅宗之后，一大批中国人就把自己的精神生活交给禅宗来打理了。可以说，在民众的精神生活领域里，包括在一些社会精英的精神生活领域里，禅宗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儒家和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于是，一些人就认为要想恢复儒家的文化独尊地位，确立儒家在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就必须要借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东西来重新构建儒家的思想体系。

　　记者：您认为惠能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惠能的“变法”大大推进了佛教了中国化?

　　陈中浙： 是的。站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可以对惠能当年的“变法”的成功发出由衷的感叹——这是一场人类智慧所能表演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种外来文化消融在另一种文化之中，使得一个民族的生活态度、文化构成产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同时，它也能把时间充满贪、嗔、痴的凡夫俗子变成无拘无束、自强不息的有为君子。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外来文化本土化最成功的事例，也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思想解放的大运动，更是一件人类智慧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的大事件。

　　应该说，惠能“变法”的成功，标志着佛教在中国有了一个明确的定位与发展导向，同时，也为中国人在思想精神领域里开辟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康庄大道。自此以后，中国人的性格与命运，中国人对待问题的看法与解决方式，乃至审美理想也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惠能成功地把外来佛教中国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次思想解放大运动。他的这番奋起而为，之前的先贤与之后的来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文化自觉现象，魏晋时期以“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为代表的、被鲁迅概括为“魏晋风度”的个性解放运动，以及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文化启蒙运动。若从社会改革角度而言，1978年由邓小平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应该算一次。虽然这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所针对的社会现象、产生的社会效用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做等同处理。但是，在中国历史上，若没有这些智者伟人们的大动作，中华民族是不可能有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