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法律顾问进村遇“行路难” 财力不够试点难铺开

20.08.201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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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www.hnntv.cn

       法律顾问正现场接受村民咨询。 海南日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杜伟 摄

       法律顾问周猛制作的联系牌。 海南日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杜伟 摄

  8月6日上午,周猛早早就收拾完出发了。出门前,他特意在公文包里多塞了几张自己的名片: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不过,周猛今天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儋州市那大镇清平村法律顾问。

  这并不是周猛第一次到清平村。按以往惯例,他要去走访村民,收集村民的法律诉求,现场为村民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时间允许,他还要在村里举行一场法治主题讲座,发放一些自己制作的法律宣传资料。

  从去年4月以来,按照省司法厅的部署,儋州市司法局探索试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92个村(社区)选派律师。

  法律顾问身负重任:不仅要把群众急需的法律服务带到社会的神经末梢——村、社区,还将把现代法治理念根植到群众心里,转变为法治行动。试点一年多来,这一制度取得了何种效果?打通农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坎要迈?

   走访

   法律与农村似乎隔了一堵墙

   用法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群众却普遍“信访不信法

  村民的困惑: 专业法律咨询哪里找?

  许成代是儋州市那大镇力崖村下沙村小组村民,与同村冼某的土地相邻。因为土地划界不清,3年来,两户人家因土地权属问题矛盾不断。

  “两家人为了这个事一直互相掐,今天你种了农作物,明天他就把它拔了,闹得不可开交。”力崖村支部书记符海波说,村里也多次对此纠纷进行调解,但村干部对政策和法律了解毕竟不专业,“法律盲区”客观存在,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和解。

  想要在家门口就把矛盾问题解决,那该找谁呢?记者走访了解到,同样有这方面需求的,还有村干部。据那大镇大同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林秀燕介绍,全社区15000多人,因为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经济纠纷等较多,需要专业法律工作者解答。

  “不久前,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居委会有两位村民占用小区绿化地,私自盖建筑,小区居民提出让他们拆掉,他们不同意,还放狗咬人,居委会几次上门劝说都没有用。后来,我们通过咨询律师,给两位村民下达了律师函,说明法律后果,一下子就有了震慑力,两位村民很快就搬走了。”林秀燕说。

  “法律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清平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高福才说,农村土地流转、林地确权、项目征地等方面都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就是邻里、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与感情“危机”,也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的疏通与“缝合”,这些都需要专业法律工作者的支持。

  镇长的尴尬:

  办公室咋成了接访室?

  那大镇镇长王明魁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在办公室上班了。

  8月7日中午,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时,在镇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房里找到了王明魁,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几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因为空间小,狭窄的房间过道仅能通过一个人。

  “你的办公室干嘛空着?”记者问。

  “空不了,村民都喜欢来这里上访。”王明魁说,那大镇在册户籍人口有17万,近年来,随着儋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土地的纠纷也日益增多,而村民遇到矛盾,打官司的少,走信访的多。“人一拨一拨地来,我就干脆把办公室腾出来做信访接待室。

  儋州市司法局副局长金韬告诉记者,去年,该局在全市农村和社区进行了摸底调研,发现“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客观存在,由于种种原因,在老百姓看来,维权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信访。

  一方面是农村用法的刚性需求,一方面是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律似乎与农村隔了一道无形的墙。“其实,很多纠纷都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这也暴露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更谈不上运用法律维权。”王明魁说。“什么时候百姓法律意识高了,遇到事情懂得依法解决了,我的办公室也自然就空了。

   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 法律顾问进村

  以前:村民遇到纠纷,靠暴力解决,讲究“拳头论英雄” 现在:法律顾问来了,村民求助律师,矛盾有了“灭火器

  “橡胶厂开工,污水都排到我们地里去了,村委会还管不管了。”去年5月的一天,力崖村“两委”办公楼前围满了人。辖区内沙屋村85亩多的农田被一家橡胶公司的污水污染,36户村民正向村委会“要说法”。

  一时间,力崖村委会也想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法。为防止事态的恶化,村支部书记符海波请来了法律顾问——海南为先律师事务所律师符丽娜。

  听完事件的来龙去脉后,符丽娜给村委会开出了“药方”。在符丽娜的指导下,村委会很快就和橡胶公司达成了和解:中化橡胶有限公司赔偿农田被污染的农户25000元,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污染扩大。

  “村委会通过咨询法律顾问,找到解决问题的法律途径,及时挽救了村民的财产,解决了矛盾,这就是法律惠及民生的最好反映。”符海波说,村里的矛盾事由一般都不大,但容易激化,处理不当很容易发展成大的纠纷。“我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治保主任,按照以往,村民极有可能围堵工厂,动用武力解决,后果会非常严重。

  接受采访时,省司法厅厅长屈建民认为,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土地流转、宅基地、拆迁、婚姻家庭等纠纷会不断增加,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用法律手段化解基层矛盾,除了完善立法之外,普法是关键。要真正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将化解基层矛盾导入法治轨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去年4月,我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始试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金韬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通过指导律师事务所与行政村(社区)结对,全市已先后为那大、白马井、排浦、新洲等乡镇的92个村(社区)聘请了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主要为村(社区)提供帮助修订、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协助做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应邀列席村重要活动、提出法律意见,开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协助重大矛盾纠纷调解,承办相关诉讼或非诉讼代理业务,以及处理其他涉法事务等八大服务内容。

  试点一年多来,对于这一制度带来的“甜头”,王明魁感触颇深:“以前处理农村纠纷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村民做事不讲法,遇到纠纷习惯性靠打架吵架,基本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再不行就是到镇政府来上访,现在不一样了,村民有矛盾,会先请村委会调解,调解不了,再去请教法律顾问。从去年4月到现在,来我这里上访的村民下降了很多。

  其实,法律服务进村,海南十年前对此就有过成功探索。据介绍,2006年,省司法厅就在全省范围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提出建设“五个一”工程,其中一项就是为每个村设置一名法律顾问。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推进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农村法律服务又迎来了“春风”。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又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屈建民表示。“总体来看,农村法律顾问发挥了三大作用,一是让普通老百姓及时享受平等的法律服务,二是让老百姓知法明理,形成好的习俗,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纠纷,律师作为知法懂法的第三方,其劝解相对容易让群众接受,极大地推动村民将矛盾纠纷化解导入法治化轨道,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难题

   法律顾问进村遭遇“行路难

   受财力、人力、融合程度影响,农村法律顾问效果虽好,但试点却也不得不放慢脚步

   财政支持不够

  8月6日下午4时许,一场由法律顾问、居委会干部和附近居民参加的座谈会在大同社区举行,大家向法律顾问提出的一个共同意愿就是:希望符丽娜律师能定时定期到村里服务,并多举办一些大型法律宣传讲座。

  “心有余,而力不足。”接受记者采访时,符丽娜道出了自己的难处。“一个现实问题,做法律宣传,必然面临着经费问题,偶尔做一两次还行,长期做律师在经济方面也承受不了。”符丽娜说,法律服务是免费的,可是自己担任顾问的几个村地方偏远,每次进村的路费得自己承担。

  金韬也认为,法律顾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目前来看,律师的顾问费用显得略低。“例如,那大镇平均为每个村(社区)提供3000元法律顾问费用,白马井镇稍微多一点,为3500元,一年下来,这些钱可能连路费都不够,让他们一天到晚往村里跑,不太现实。

  儋州市司法局还曾做过调研发现,部分乡镇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项工作了解不多,重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不愿意花钱聘请农村法律顾问。“儋州全市有280多个村(社区),试点成效显现后,光村、木棠、兰洋、王五等乡镇虽然都表达了加入试点的意向,但受财力、人力因素制约,我们只能把脚步放慢,不敢在全市铺开。

   基层律师缺口大

  “自从受聘成为法律顾问后,多的时候,一天要接近10多个群众打电话咨询或求助。还要定期下村,收集群众诉求,或者处理突发事件、调解纠纷矛盾,忙得一塌糊涂,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业务。”如今,周猛是4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和周猛一样,顾不上自身业务成为许多法律顾问的共同感受。

  “目前,儋州全市有三家律师事务所,仅有21名律师,且大多数是年轻律师,村民矛盾纠纷容易产生,法律服务的需求量非常大,律师资源缺口较大。”金韬希望,儋州能够从根本上壮大法律顾问的队伍。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全省有律师1500多名,人均律师拥有量在全国排名并不低,但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案源情况影响,接近90%的律师都集中在海口和三亚,律师资源分布存在不平衡问题,造成部分地区律师短缺,法律顾问的推进面临困难。

   重视不足 融合度低

  除了财政支持不足,基层律师缺口大这两大核心难题,法律顾问与基层群众融合度不高,也成为制约法律顾问进村的一个难题。

  将自己每天的工作记录下来,是周猛的习惯,有一行记录显得格外“扎眼”:从4月25日到28日,多次拨打某社区书记手机,均无人接听,也未得到回复电话,只好直接登门。”

  周猛介绍,这个社区也是自己负责的,当天是想去帮助处理辖区一宗相邻权纠纷问题。“这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几天里不仅打了多通电话不接,还有一接通立马就挂断的。若是工作繁忙多次不能接电话,完全可以在不忙时给我回复,但对方没有做。

  “在沟通方面,社区也是律师问了才答、不问不答,社区缺少主动性、互动性。”周猛说。“社区对法律顾问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律师的积极性。”“大部分村民一听说‘律师’,就以为是要打官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法律顾问进村艰难。”金韬建议,为了让百姓深入了解这项民生举措,必须要加大村居法律顾问的宣传力度,推进法律顾问与基层群众的深度融合。

   建言

   如何打通农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提供相匹配的财政保障

  畅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固然离不开脚踏实地的行动,但更需根本上的长效机制保障。

  屈建民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在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省司法厅下一步将集中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为农村法律顾问提供相匹配、相适应的财政保障。

  金韬说,儋州市司法局对此已有了考虑,下一步,将尝试进行个案补贴,对个别顾问律师服务质量好或者服务量较大的,额外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各种法律人才利用起来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纠纷越来越频繁、复杂。推广法律顾问制度,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法律专业人才的补充刻不容缓。

  “实事求是地说,让一名律师专门负责一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工作,显然不现实。”屈建民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可以积极发动律师,让每一名律师同时兼任多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

  此外,除了律师,全省还有广大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他们也具有相当的法律素养,仅以儋州为例,全市就有6家法律事务所。“这部分人才加入进来,法律队伍壮大了不少。”屈建民说。“此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比如一些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法律教师,他们都懂得法律专业知识,都可以担任顾问。

   形成基层法律服务合力

  记者了解到,除了法律顾问人手、经费不足外,如何处理好法律顾问与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的关系,形成合力,还要经过制度性的探索。

  群众有矛盾纠纷需要调处时,人民调解员会先行介入,如果遇到法律问题则会求助法律顾问。但记者了解到,镇村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力量,与法律顾问并未形成高效合作机制。

  “目前,全省共有25600名人民调解员,他们处在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他们与群众融为一体,拥有做群众工作的地缘优势。法律顾问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员就是律师与村民之间的协调人,能够发挥桥梁作用。同样,法律援助是指为困难群众和特定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与法律顾问有相通之处。”屈建民说。“法律顾问制度要在农村走得更远,必须调动各方热情,让法律顾问、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三者开启竞合模式,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