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岿三问”是明知故问

02.02.2015  10:47

   “强化思想引领,牢牢把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系列评论①

  这几天,在自媒体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成了热点。原因是有篇题为《北大教授沈岿三问袁部长》的文章流传甚广,不少人跟着起哄。读完这篇文章,谁问,以及问谁,我们先放一边,单看这三个问题,完全是明知故问。

  明知为何故问?无非包藏祸心。

  事情起源于两天前袁贵仁的一次讲话。他说,高校教师要守住“三条底线”,高校教材和课堂要做到“四个决不”。这不是什么新的提法,新的要求。只不过是对我国高校思想工作一贯和必然要求的一次重申。这些要求,即便袁贵仁不讲,也自当如是。这是我们的国体政体和制度道路决定的,也是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所决定的。这是定论,是底线,不容置疑。

  但“三问”竟然疯传,并且还将火烧到了袁贵仁个人身上。这是一个怪现象。三条底线,无非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四个要求,明说了,无非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层次的要求,相信在任何国家,都是基本底线。对此进行追问,就像追问美国总统为何要反恐,追问英国人为何要效忠女王一样。

  三条底线和四个要求,都是已有定论的,并且是底线要求,是宪法规定的,是涉及国体政体发展道路等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是涉及政权安全的问题。在已有定论和涉及底线的问题上发问,本质一定是搅混水,是试图打破底线,搞乱已有定论。

  这些问题,显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譬如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显然是“你跟他讲道理,他跟你讲语法”。这不是善意的讨论,更不是学术的追问,而是挖坑,否定和挑战。

  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最近自媒体上有一些看法,譬如“三问”。这只说明,意识形态问题需要加力,需要抓好。底线问题是不容讨论的。东西方都一样。何况,我们的宪法规定了党的领导,规定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一切活动,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进行,高校教育更是如此。

  我们一直都这么要求,但做得不够。“三问”是可笑的,但“三问”疯传,也是给今天的高校教育提了一个醒:现在的形势,已经到了必须“守底线”的地步,到了高校必须加强宪法教育,维护宪法权威的地步。 倘再退一步,将守无可守。(中国青年网评论员 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