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德水:扎牢防逃追逃追赃的制度笼子

　　俗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全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国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的开展,无疑给外逃贪官敲响了丧钟,让他们早早落到“要还的”下场。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推进,一些贪官不断感受到反腐压力,倾向于选择“失联”策略,企图“一走了之”,把境外作为自己的“避风港”和“安乐窝”。经济犯罪嫌疑人和贪官的外逃,不仅会带走巨额经济财富,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会损害政府威信,引发仇官、仇富心理,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当国内反腐之“笼”越扎越紧之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目光投向境外的贪官及其腐败后果。因此,境外追逃能否取得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内反腐的政治影响力,关系到中央反腐承诺的兑现程度。

　　在反腐倡廉建设领域,如何限制“裸官”、阻断贪官外逃以及开展境外追逃一直是反腐败的重点工作。今年年初,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指出,强化与有关国家、地区的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两会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也强调,今年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化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这表明境外追逃已成为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境外追逃将成为一个反腐常态。

　　境外追逃既要“追人”,也要“追赃”。境外追逃与境外追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前者关系到反腐正义的实现,后者关系到反腐成果的体现。如果说职务犯罪嫌疑人是“老虎”,那么“打虎”之后,社会公众不仅要追问“贪官去哪儿了”,而且也要追问“老虎皮”、“老虎肉”到底去哪儿了。“追人”成功只能说是境外反腐的一部分,只有实现“追人”并“追赃”,才能真正达到境外反腐的目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被转至境外的腐败资产必须返还的原则和腐败资产追回机制,规定缔约国应当对外流腐败资产的追回提供合作与协助,包括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的转移、直接追回财产、通过国际合作追回财产以及资产的返还和处置等。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受国际反腐体制限制以及制度偏见,我国境外追逃追赃仍困难重重。鉴于此,要更新境外反腐思路,健全国内司法体系,创新成本负担和利益共享机制,不断推进司法国际合作。

　　境外追逃必须关口前移,与其事后“追逃”,不如事前做好“防逃”,防微杜渐,堵塞漏洞,把职务犯罪嫌疑人拦在国门之内。客观地说,境外追逃毕竟属于“亡羊补牢”策略,不仅经济成本高、工作量大,而且涉及与不同国家之间的法律衔接和司法合作,时间跨度长,惩治效果有限。当前,要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日常监控,一旦发现异常行为、心理特征或案件线索,就启动相应的反腐预警机制,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和手段,防止贪官出逃。并且,要建立健全贪官外逃责任追究制度。根据“两个责任”要求和“一案双查”机制,一旦发生贪官外逃,不仅要严肃问责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管理责任,也要追究提拔任用者的政治责任。

　　境外追逃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常态化的反腐和专项化的治理。必须不断扎牢防逃追逃追赃的制度笼子,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外逃腐败分子,并进一步形成令其“不敢逃、不能逃、不易逃”的工作机制。

　　作者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