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散文奖评委会主席周闻道：坚守比发起更富挑战

      坚守比发起更富挑战

      ——访在场主义散文奖评委会主席周闻道(一)

      在场主义散文奖自2010年5月5日在北京宣布设立至今，已成功评选5届，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公信力。铅华荡涤，当初的惊喜，热烈，期望，甚至怀疑，更多地已沉淀为赞誉，关注，思考，建议和更高的期盼。这是压力，也是动力。过去5届是怎么走过来的，未来的路将怎么走，在世俗的浮尘中如何独善其身，坚守立场，真正实现“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引领二十一世纪汉语散文发展趋向”的宏大目标?

      在第五届(2013)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前夕，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在场主义创始人、代表作家，在场主义散文奖发起人和评委会主席周闻道。

      记者：周老师，在场主义散文奖已成功评选五届，所产生的影响，建立的社会公信力有口皆碑，可以说是已成为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风向标。你能否将5届评选情况给我们作一介绍。

      周闻道：好的。在场主义散文奖2010年设立，从2009年起评，每年评选，下一年度评上年度。目前为止已评选5届，共评出在场主义散文奖6部，包括林贤治《旷代的忧伤》，齐邦媛《巨流河》，高尔泰《寻找家园》、金雁《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和许知远《时代的稻草人》;在场主义散文奖提名奖13部，包括龙应台《目送》、周晓枫《雕花马鞍》，张承志《匈奴的谶歌》、李娟《阿勒泰的角落》、筱敏《成年礼》，夏榆《黑暗的声音》、冯秋子《朝向流水》、资中筠《不尽之思》，刘亮程《在新疆》、章诒和《伶人往事》、阎连科《北京：最后的纪念——我和711号园》、毕飞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塞壬《匿名者》等;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锐奖49篇，包括刘醒龙、詹谷丰、王开岭、野夫、蒋方舟、马小淘、郑小琼等作家的单篇散文作品。对在场主义理论建设和创作、评奖成果，广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五年”丛书，计9部220余万字，在这次颁奖大会上将举行首发式。

      记者：从前5届评选情况，或者说从获奖作家作品看，有什么特点呢?

      周闻道：有四个主要特点：一是参与度不断提高。每年申报、推荐的散文专著，由开始的400余部，增加到600多部;单篇散文由800余篇，增加到1000多篇;作家作品涵盖了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语散文界。参与是认同的重要标尺，我们因此而倍受鼓舞，也深感责任重大。二是作品风格日趋鲜明。无论散文专著还是单篇，都更加鲜明地体现出散文性特点和在场品质，并呈现了一大批高端笔意之作。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林贤治《旷代的忧伤》、夏榆《黑暗的声音》、冯秋子《朝向流水》、李娟《阿勒泰的角落》、塞壬《匿名者》等，以及一大批新锐之作。这些作品，不仅从文本上为我们提供了散文性的生动诠释，而且以他们对当下之痛，如精神自由、环境污染、底层生存状态，工业化、城镇化对乡村的肢解和家园的颠覆，对人类文明的阻滞和异化，以及宪政与国运、知识分子的使命与风骨、个人情怀与家国命运等的强烈关切，彰显了在场精神的鲜明指向。三是艺术境界日渐高指。机制的力量是强大的，因评选客观公正，无论是知名作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散文新秀，都在一个规范统一的平台和价值尺度下，用作品说话，促进了获奖作品在艺术境界上不断呈现高端指向，挑战既有高线。这些，都彰显了在场写作的强大生命力和多种可能，让我们既感欣慰，又坚定信念。四是评选规则不断成熟完善。“三不”评审原则深得各方认同，被誉为坚守公义，抵御时弊，治理评审顽疾的一剂有效良方。

      记者：关于评选的价值尺度，即散文性和在场精神，在实际评选中，你们是怎么掌握的;或者说坚守了吗?以散文性为例，且不说在场主义理论对此只作了外延的、文体特征的有限阐述，即“四个非”，而没有进行内涵的诠释。从传统认知中对散文的概念性判断看，你们评选的一些获奖作品，就存在较大质疑——比如获得四届大奖的金雁的《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有人甚至认为它只是一部优秀的学术理论著作，而不是散文。对此，你是怎么看待的?

      周闻道：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们也注意到了这种质疑。我的看法是：首先，这说明了大家对在场主义散文奖、在场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心，对散文纯粹性的关心。这是件好事。

      其次，什么是散文性?按照形式逻辑的定义规则，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因此，从理论上讲，散文性就是散文的本质规定性，是散文区别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它文体的身份识别标志;散文性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四个非”。

      在这里，我们采用了解构式构建方式，既表明了否定什么，又表明了要构建什么。换句话说，“四个非”都有明确的构建指向，即：非主题指向随意性、非完整性指向片断经验和散漫性、非结构性指向发散性、非体制性指向自由表达。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只表明了我们现在对散文性的认识，随着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深化，也许对散文性的揭示会更加深刻丰富。在场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期待那一天。

      再次，在评选中如何掌握。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本奖旗帜鲜明地提出以散文性和在场精神，作为评判作品的价值标准，但由于散文本身过去长期身份不明，界限模糊，主体理论缺失，虽然在场主义发现了散文性，抓住了根本和正确方向，但仍还有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和确认。在这种背景下，不同的人，包括评委，有不同的认知，很正常。我们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获得全部的答案，永在路上，有争鸣才能更好发展。在评审中，对具体作品的评判，体现了评委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和实际把握。评选结果是评委整体评判的汇合，是一种集体认知，而非个体。从已评选的5届作品整体看，毫无疑问，散文性是鲜明的，评委的整体评判结果是值得肯定的。我没有发现完全不具有散文性的作品获奖。当然，有的作品可能散文性相对薄弱些，思想性强些，或反之，都是正常的。

      记者：从前几届评选结果看，获奖作家年龄似乎都偏大，且台湾及海外作家居多，给人缺少新锐之气的感觉。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周闻道：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前几届评选中的获奖作家，并非都年偏大，而是老、中、青皆有，有些甚至是二十几岁，初露头角的新秀，比如李娟、蒋方舟、马小陶、周齐林、纳兰妙殊等;在47位获奖作家中，台湾及海外作家占的比例，也不到10%。其次，如果此话是针对大奖，也讲不通，因为我们的评选标准和价值尺度，并没有年龄大小或是否海外，只看作品。如果说获大奖的作家平均年龄偏大，也许正好反映了文学的某种规律：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优秀的思想家，而思想的沉淀和丰厚，必然有个过程。再次，作品是新锐还是阵腐，并不与年龄必然联系，要看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现实介入，及语言、叙事与最终文本等，是否有新发现、新气象、新境界。从前几届评选作品看，不能说每部、每篇都富新锐之气，但也绝无阵腐之篇。

      记者：通过5届评选，你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周闻道：坚守比发起更富挑战。有了李玉祥先生的文化情怀和高瞻远瞩，有海南领时房地产公司的坚强后盾，有在场主义严密新锐的理论基础和强大的创作呼应，我们发起设立在场主义散文奖，并没有费多大周折和精力。但是，坚守就不那么简单了，包括坚守宗旨、坚守评判标准和价值尺度、坚守民间立场和公正原则、坚守审美本位和艺术底线，等等。听一位朋友讲，他们那里有位企业家受在场主义散文奖启发鼓舞，兴致勃勃地准备拿出200万元，给作协设立一个文学奖。可是，评选方案还在酝酿中，就剑拔弩张，拳脚相向，被迫中止。一些很有名的文学奖项，初衷和规则都无可厚非，可每届评选，却总是充满灰色传言，质疑声不断;有人甚至不以得奖为荣，反而为耻，问题不也是出在坚守上——没有坚守好昭示的正确。

      记者：那么，在场主义散文奖是如何坚守的呢?

      周闻道：首先，要有道德底线和良知。每位评委，特别是评选工作的主导者，在投自己神圣的一票时，要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文学，对得起作者，对得起出资人，对得起良知。在这点上，我们的每位评委都做得很好，让我钦敬，也令我感动。其次，上级不干预。我们是民间文学奖，没有体制上的上级，出资人就是“上级”。没有出资人，奖项就不可能设立。但出资只解决经费问题，不解决评选公正和坚守。如果出资人打不破世俗人情，对评委就是最大难题。在这方面，在场主义散文奖出资人李玉祥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他不仅不以任何形式干预评选，而且时时关注社会评价，不以个人主观，而以社会公信力作为评选工作评判，让评委既可释然，也有压力。再次，有一个好的评选规则和执行机制。就是大家熟悉的评选“三不原则”，及其相配套的程序机制，为各种社会不良风气的可能侵袭，设置了一道道坚实的防火墙，让我们有了有效坚守的工事。

      记者：按照常规思维，评选工作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可是，你刚才提到的评选工作“三不原则”似乎恰好相反，比如“不集中讨论、不沟通商量”。对此，你有何看法?

      周闻道：毫无疑问，要保证评选的客观公正，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吸纳各方意见，择善而从。任何评选，都是个民主集中的过程。关键是怎样民主，怎样集中，是否有效实现，或是否事与愿违。民主的要旨在于，保证每个人的独立意志能够得到充分尊重，核心是科学有效的规则和程序。

      在场主义散文奖评选的“三不原则”，不仅不与发扬民主相悖，而且正是民主实现的有效保障，或者说创新，被视为客观公正的重要法宝。虽然我们的每位评委都很优秀，都有很高专业素养和评选操守，但他们对每个问题、每个作品的评判，绝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需要的是每个人独立、真实、客观的评判;我们更坚信，每位评委独立、真实、客观评判结果的科学汇集，就是最真实、最理想的评选结果。传统体制性“集中讨论”、“沟通商量”的弊端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评委之间可能碍于情感、面子、权威等，让独立评判受到干扰，甚至真实意思被遮蔽。其结果看似民主，实质上可能民主已被深层次伤害。

      记者：在场主义散文奖，被称为华语散文第一民间大奖。这里的“第一”，是指奖额，还是品质?

      周闻道：应该说，开始主要是指奖额。因为还没有评，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第一”结果，品质只是努力方向。包括“重构文学价值，捍卫文学尊严”，也有这个因素。随着评选的开展，一届一届的评选作品呈现在公众面前，你在评，大家在看;你在评作品，大家在评你。是不是“第一”，不是自我标榜，要大家说了算。令人欣慰的是，在场主义散文奖的“第一”，正在明显由奖额向品质、特色、公信力转换。

      记者：作为评委会主席、组委会副主席和秘书长，你负责评选工作的具体组织协调和实施，你对评委会工作有何评价;换句话说，你对评委会工作满意吗?

      周闻道：很满意。可以说，无论个体还是整体，无论学养还是评选操守，无论做事还是做人，我们的评委和评委会都是NO.1的。没有评委们的专业、敬业和坚守，就没有在场主义散文奖的今天。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增设了“在场主义散文奖-伯乐奖”，五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2-3人，由组委会奖励在评选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评委。获得首次伯乐奖的有孙绍振、丁帆、周伦佑3位评委。借此机会，我要代表组委会，向评委们说声谢谢!

      记者：最后，谈谈今后的打算吧。

      周闻道：今后的打算，主要是“三个坚持”：坚持评下去。至少连续评选15年，可能更长时间。李玉祥先生讲，只要评得好，就没有理由停下来。坚持散文性和在场精神的价值尺度，重点是不断探索创新，更好地把理论认知和实际评判更好结合起来，努力接近和刷新在场写作的艺术高线。坚持“三不”评审原则。在此基础上，不断总结完善，发展提高，争取牢固坚守于名副其实的散文“第一”高地。(转载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