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平顶山惨案在日本公开后曾震惊日本民众(图)

　　1932年9月16日，在抚顺平顶山村，日军屠杀了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平民，烧毁了整个村庄。在日军的高压政策下，侥幸活下来的54人被迫离开家园，忍辱偷生。在抗战胜利之前，他们甚至不敢提“平顶山”这3个字。

　　平顶山惨案被曝光后，日本政府却极力否认是日军制造了这一暴行。在日本国内，流传着有关平顶山惨案的多个版本，民众对此也是将信将疑。1972年，在平顶山惨案发掘现场，日本名古屋一家电视台的实习记者中林良夫用摄像机录下了遇害者遗骨出土情况，这些影像资料在日本播出后，引起了极大震动。

　 　幸存者不敢说自己是平顶山人

　　1932年9月16日，为了镇压抗日武装，日军以“通匪”的名义，纠集日本守备队、宪兵队、警察署等200多人，屠杀了平顶山村3000多名无辜的中国百姓。

　　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馆长周学良介绍，在那场大屠杀中，3000多村民只有100多人侥幸逃脱，在逃亡的路上，又有很多人因伤势严重而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只有54人。

　　8月31日，在平顶山惨案纪念馆，记者遇到了前来祭拜亲人的幸存者后人——80岁高龄的郑长贵。

　　“那年，我父亲郑殿龄已经40岁了，家里共有9口人，最后只有他活了下来。 ”郑长贵说，他是父亲逃难后成家生的孩子，而父亲因为那场惨案抑郁成疾， 1953年就离开了人世。

　　惨案发生的当天，郑殿龄外出办事刚回到村里，就看见村里人都在往山崖下走，村民说，日本人要给大家照相，所有人都得去。郑殿龄赶紧叫上家人一起往山崖底下走。半路上，一个熟人告诉郑殿龄：“事情好像不对劲，赶紧带着一家人跑吧。 ”郑殿龄马上带着家人往回走，不巧的是，日本军警已经到了，强行将他们赶往山崖下。

　　无奈之下，郑殿龄带着家人尽量往人群后面躲，准备找个机会离开。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人群刚刚聚拢，日军多挺机关枪就开始疯狂扫射，顿时哭喊叫骂声乱成一团。郑殿龄抱着大儿子想跑，但是没等跑，怀里的孩子头部就中了一枪，脑浆崩裂，当场死了。郑殿龄自己的腿部也中了一枪，倒了下去，此时，村民们全部倒在血泊中，枪声就此停止，全场鸦雀无声。

　　唯恐有人没被打死，日本人让一个伪军高喊：“日本人走了，大家赶紧跑呀！ ”

　　村民们不知是计，那些没有被机枪扫射到或者受伤不重的村民纷纷起身逃跑，穷凶极恶的日军又进行了第二次机枪扫射。机枪扫射过后，日军还用刺刀刺死那些还在痛苦中哭喊的人。

　　“经过两轮机枪扫射，我父亲的左手虎口和小腿被打中了，他将手上的血涂到脸上，躺在地上装死。有日本兵还使劲地踢了一下他的腿，但我父亲硬是忍着一动没动。 ”郑长贵说，“天黑之后，下起了蒙蒙小雨，父亲听到四周没有动静了，才坐了起来，其他没死的人也开始动弹。父亲起来以后就找家人，发现他们全部都死了。强忍着悲痛，父亲和其他侥幸活下来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结果发现房子已经被烧了。无奈之下，大家只好各自逃亡。 ”

　　因为害怕日军追杀，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幸存者不敢说自己是平顶山人。

　　 惨案真相被千方百计地掩盖

　　第二天，日军将村民的尸体集中起来，浇上汽油焚烧，之后用炸药将山崖炸塌，试图掩埋罪证。事后，日军还四处发布告，宣布谁也不准收留平顶山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百姓，违者即是“通匪”，全家将被处死。

　　郑殿龄不敢投奔亲戚，于是躲到了抚顺机修站附近的菜园子里，地点大致在今天抚顺市新抚区和望花区的交界处。后来，他躲到了以前贩卖菜籽的一个姓胡的老主顾家里。那家人非常善良，他们冒着风险，收留了郑殿龄。

　　由于怕走漏风声，他们不敢带郑殿龄去医院，就找了一个亲戚来治枪伤。在治疗的过程中，这个亲戚与郑殿龄相处得很好。后来，他觉得郑殿龄老实本分，就将自己的姑娘嫁给了郑殿龄。再后来，就有了郑长贵。

　　死里逃生之后，郑殿龄始终小心谨慎地生活，和他一起逃出来的人都没有了音信，平顶山惨案在日军的高压政策下被掩盖了。

　　直至抗战胜利，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才敢对别人说起他们的遭遇，被日军严密封锁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再一次真实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开始彻底调查当年的平顶山惨案。“抚顺市第一任书记张澍还曾到我家里，向父亲询问当年惨案的情况。 ”郑长贵说。

　　1951年清明节，抚顺市第一次举办了“平顶山惨案三千同胞公祭大会”，向沉冤地下的3000同胞致哀。

　　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承认日军在抚顺平顶山杀害了3000平民。关于平顶山惨案，日本国内流传有好几个版本，虽然说法不一，但都是在千方百计地否定史实。日军抚顺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的女婿田边敏雄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根据参加屠杀的兵士的证言推断人数在400至800，理由是当时平顶山附近居民总数1400人，牺牲者应在600人左右。

　　 惨案发掘现场录像震惊日本国内

　　真相终究会大白于天下。

　　1972年，日本记者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出版，介绍了侵华日军在平顶山山村屠杀平民的暴行，日本民众在震惊的同时更多的是怀疑。

　　当时，只有20多岁的中林良夫还只是名古屋电视台的一名实习记者。看过《中国之旅》之后，他和名古屋电视台几名同事组成摄影小组来到中国。

　　中林良夫一行来到抚顺平顶山时，平顶山惨案的遗骨发掘、清理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在发掘现场，名古屋摄影小组看到了成堆的白骨。从白骨的形状上，中林良夫可以看到遇害中国百姓的绝望和挣扎。

　　名古屋摄影小组用镜头如实地记录下了发掘现场，并采访了几位幸存者。回到日本后，他们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并在日本名古屋电视台播放。一时间，这部纪录片在日本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周学良告诉记者，中林良夫曾给他讲过，有的日本民众看完纪录片后，给电视台打电话询问：“这真的是我们的军队干的吗？ ”中林良夫对周学良说：“在电话中我感觉到了民众的震惊，感觉到他们对自己国家军队所犯下错误的痛心。 ”

　　1996年，平顶山惨案的幸存者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制造平顶山惨案这一事实，并给予经济赔偿。经过10年的跨国诉讼，日本终于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承认了平顶山惨案是由日方军队所为。

　　2006年11月18日，已经成为名古屋电视台台长的中林良夫又一次来到了抚顺，向正在扩建中的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捐赠了他们制作的录像资料。

　　如今，这部珍贵的录像每天都在平顶山惨案遗址纪念馆的资料和文物厅中循环播放。(除署名外，照片由平顶山惨案纪念馆提供)(记者 王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