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创新研习所”应当速行!

28.06.2018  16:13

  “中状元、着红袍,帽插宫花好啊好新鲜。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 ……”这是黄梅戏《女驸马》中新科状元冯素贞的经典唱词,表达的是古代读书人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之后巨大的喜悦之情。

  隋唐建立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使得庶族知识分子也可以被统治阶级吸收到文官体系之中,这就大大提高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以及可用的人才质量。隋唐以降,各代封建王朝高度重视科举制度,对进士、特别是头甲进士礼遇备至,状元可以被视作“天子门生”,年轻状元是公主的首选配偶。学子们一旦鲤鱼越过龙门,就有了超级优越的人生资本,至少是吃俸做官,甚至有的王朝规定内阁成员只能是进士出身。由于力行科举,唐王朝因此登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在宋元交叠、明清易祚之际,少数民族统治者发现,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可,就能继承上代中原王朝的法统和道统;得到了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就可以让天下黎民迅速归顺安宁。经过科举教化的知识分子,太平时可做治世之能臣,危机时可做意见之领袖,乱世时候又可充当道德之底线。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唐代科举考试主要分为考孔孟经典著作的“明经科”和考“近体诗”的“进士科”。明经科着重考察学子对经典的记忆和理解,考题类似现代考试的填空和简答。而进士科主要是考今体的七言律诗,而且做诗不要求在规定的考场上,考生可以在两次考试之间将诗事先写好,考试的时候正式提交。因此唐代诗人一旦写出佳作,就要像“行贿”一样,到处攀援主管学政的官员或者文化名流,送诗“行卷”。《古文观止》中有一篇名作--李白《与韩荆州书》,文章内容主要说的就是诗仙李白以文会韩、希图韩先生慧眼识才、推荐发展的千年佳话。

  宋代考试有了比较大的改革,增加了“策论”,要求考生在熟读儒家经典、读书明理的基础上之,应将所学经世致用,特别是将所学用在国家大政方针的或需要重大决策的问题上。策问的实质是以考试的形式广泛地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

  到了明清,科举考试的成熟程度达到了顶峰,考试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考试的形式主要是八股文。到了这个时期,考试成绩高低,主要取决于考生对八股文格式和技巧的熟练程度。正是因为考试偏重表达形式而不是思想智慧,明清的科技制度出现了较大的副作用。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记载:“宋献策对李岩说: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 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日:" 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 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由此可见,科举制度也是有很大的弊端。

  由上可见,科举考试的实质是统治阶级以高官厚禄吸引人才,使全国的有志青年希望“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重奖一个、带动一批。除了考中进士可以得到优厚待遇之外,就连最低级的士,即秀才,都可以享受不当兵、不纳税、见官免跪的特权。每次高中进士的学子虽然只有二、三百人,但是科举制度对全国人民择优接受教育起了非常大的基础作用,对促进中华民族文化高度统一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科举制度之外,早在春秋战国时代,魏国李悝变法时在法外推行过“习射令”,核心内容是解决民事诉讼时不看是非曲直,主要看涉诉双方谁射箭技术高,谁射得准谁胜诉。此令一出,魏国上下以好射为尚。这一段时间内,由于魏国以射箭为主的军事实力大为提升,宿敌秦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能占到便宜。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认为蒙元对中华文化摧残过度,因此极力追求恢复汉唐制度。在法制方面,明朝以唐律为基础,轻其轻而重其重,重新制定了以儒家思想统帅的汉文化封建法制。但是法律条文繁多,老百姓学习不易。因此朱元璋在法律之外颁布《大诰》,优选经典案例说明大明律的要旨,还规定,涉及诉讼时,家有《大诰》的,刑事案罪减一等,民事案多补少赔。此政一出,《大诰》变得洛阳纸贵,明初法制得以普遍实行,朱元璋也自我表彰其“治隆唐宋”。

  由此可见,科举之外,国家还可在法外颁布“习射令”和“藏大诰”政令,以极其功利的方法,下猛药、治沉珂,以期速效,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由于西风东渐,欧美的大学制度传入中国,彻底摧毁了日薄西山的科举制度。欧洲大学制度的核心是通过客观可证明的方式,探索、求证自然和社会规律,举国家和社会之力办教育。科举制度是家庭出资办教育,国家通过科举考试收割教育成果;而大学制度能集中较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办教育,集中为公有领域贡献知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又为私人和企业利用公共知识提供了土壤,因此西方科技创新的速度一度远超中国。

  然后,西方的大学制度如同我国没落的科举制度一样,也并非完美。美国的首富、科技巨擘,有很多是大学中途辍学的,例如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脸书的老板扎克博格。系统知识的培训耗时巨大,工业化的培育方式虽然有效率,但是缺乏差异化,因而不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在我国,念书好的学生,长大后未必能成为成功人士,相反很多令人羡慕的人,包括刘邦项羽,原来并不怎么读书。

  由此也可推知,任何现行的事物,都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结果和产物。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今,我国社会迅速转型,国家和政府提倡创新创造、着重保护知识产权。以前,笔者曾抱怨国家对专利权、发明人不够尊重。而今,国家对发明人、发明创造给予了越来越多的礼遇。持有专利的发明人,不但评职称时可受照顾,就连犯罪坐牢也可减刑。

  青少年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实行计划生育之后,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堪称是一户之王。孩子的教育,一般会倾全家之力,孩子之间的竞争,往往演变成家庭和家族的竞争。因此,国家对青少年的政策,一般会慎重有加。目前,在义务教育、大规模的学校教育之外,以培养课外兴趣、课外特长为目标的民办辅助教育红红火火,以前升学可以加分的奥数项目、艺术项目、体育项目更是红的发紫,有的提供课外辅导的家教公司,甚至成了中外闻名的上市公司。

  而今,教育部颁布部令,明令淘汰升学考试中的过时加分项,但是增加或保留了获得专利的学生可以在正考外加分的规定。这样的规定,与当年美国废除殖民主义特权,唯独保护发明创造者的专利权是何其相似。

  然而,教育部的该项法令,并非得到全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有的专利从业者甚至对该项政策非常反感,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不会激发孩子的创新创造能力,反而会鼓励青少年投机取巧,通过搞到别人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骗取竞争优势,坑害其他孩子的合法权益;行业中的一些专业人士会瞄准这个新政藉此图财,使得本来就很扭曲的专利制度、专利代理制度,被进一步丑化、扭曲。

  但是,也有有识之士提出,习射令和科举制,大学和义务教育,也不是没有弊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辩证地看待问题,要看问题的实质,要抓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待新生事物要迅速地形成理性认识。俗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国家制定了这样的法令和政策,你抵制也是没有用的,你不用自有人用。与其让扭曲之人钻空子,还不如让好学之日按照“原教旨”好好受用。

  目前,在社会上的辅教、培训机构缺少业务增长点、家长没有更好的教育投资选项之时,专业人士迅速开办“少年创新研习所”,给青少年普及知识产权知识、增强未成年人学以致用的意识,教会孩子们检索现有技术、委托或合作技术专家进行技术开发,最终通过获取专利证书获得竞争优势的好机会断然不可失之交臂。上文已经提到,中国孩子的竞争,实际上是家庭、家族之间的竞争。政策对孩子的引导,会直接转化为对学生家长的引导,针对青少年制定政策好处就在于:抓住一个,带动六个。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诟病肉食者鄙,不如通过申谋借此机会打个大胜仗,多捞点功名和战利品。

  梁启超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有志青年要血气方刚,不要前怕虎后怕狼,须知:进步需要实践,对了有经验,错了由教训;无论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感想敢做的人来说都是资产;无论经验教训,有了哪个,积累到一定程度都比同龄人成熟。

  因此,少年创新研习所,应当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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