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建构自己理论的必要性（人民要论）

　　中国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近代一度陷入低谷。前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在回顾过去几十年亚非国家发展的差异时指出，“亚洲（日本除外）曾处在与我们类似的不发达和令人绝望的境地”“饥荒的名字叫中国，苦难的名字是印度”。但今天，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成长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理论自信对中国发展成就的贡献都不应被低估。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建构强国理论提供了范例。

　　兼容并包，与时俱进

　　中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其基础既包括自身的悠久传统，也包括近现代西方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包括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一方面，中国对自身传统、实践和思想有充分自信，特别是对自身国情有深刻理解，认为中国理论应植根于自身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当前满足13亿人根本需求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中国重视吸收世界文明发展的先进成果，但并不迷信源于欧洲或美洲的地方性经验，而是将其合理、充分、有机地融入中国理论与实践；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而是坚持兼容并包精神和“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态度。这是中国成功建构强国理论的一个关键。

　　对比其他几大文明古国发现，自身传统和国际经验的结合程度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成功程度。例如，印度自称为“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其国家治理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究其原因，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印度文化中的与时俱进精神明显不如中国，而且其种姓制度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影响，因此印度要消除如选举暴力、种姓歧视等现象可能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又如，西亚北非地区既有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又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其与时俱进的步伐更为缓慢。近年来，一些国家套用西方模式的政权变更、民主选举并不能强化当地人民的理论自信，相反可能产生理论迷惘。

　　再看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迄今仍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最为缺乏的也是对自身传统的正确认识和与时俱进精神。曾遭受殖民统治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历，也是它们今天仍不够发达的重要原因。从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自身传统的认识上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其反殖民主义斗争尚未真正结束。今天非常突出的一个现象是，诸多曾遭受殖民统治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重的精英与大众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只是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在政治和经济上，发达国家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提供援助，造成二者对立甚至分裂。在文化上，由于殖民统治，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被西方化：对其人文传统经典的解读往往来自西方学者，其文化经典也因殖民掠夺而主要在西方博物馆中展出。因此，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传统的理解出现了分化：对能够接受西方教育的精英而言，他们对当地的草根文化缺乏应有的尊重；对无法接受此类教育的普通百姓而言，传统就在其日常生活中，西方文化从来不被认为是正统文化。这种分裂的认知不仅直接导致精英与大众的分裂，更导致其国家无法形成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立足国情，独立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依据自身国情制定经济发展、政治改革、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战略，独立建构自己的理论，形成独具特色又极富生命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迷时，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表现出蓬勃生命力。中国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中坚信：可以通过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用经济发展的成果解决既有和新生的矛盾与问题，进而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的动态平衡，使国家发展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这一理论认识的正确性已为中国发展的成就所证明。

　　与此相比较，不少发展中国家对自身的理论建构能力缺乏自信。曾几何时，广大亚非拉国家纷纷赢得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20世纪6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曾大声警告“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攻”。他同时也指出了这一“反攻”的致命弱点：非西方国家使用的理论武器正是西方传播过去的；西方无需过度担心，非西方国家所追求的未必是取代西方，更多是与西方更加平等的地位。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建构是以西方理论为基础的，往往因“水土不服”而凋谢。

　　同样以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为例。与中国不同，不少发展中国家依据西方顾问的意见，不是坚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而是采取一种“发展条件优先”的方法，即认为在实现发展前应先创造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而要创造稳定环境则需先有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这种“先学会游泳才能下水”的理念和方法，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有民主无稳定”“有民主无发展”“有自由无发展”的困境。近年来，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开始“向东看”，积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学习，尝试走自己独立的发展道路。

　　认清方向，矢志不渝

　　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中国对自己的道路、理论、制度一直保持自信。例如，毫不动摇地沿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前进，不仅推动自己国家朝着全面小康社会稳步迈进，而且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贡献力量。又如，在外交领域，无论在冷战两极对抗时期，还是在冷战后新干涉主义横行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形成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进而提高了自身的国际地位。

　　如前所述，不少发展中国家用以指导其国家行动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自觉建构的，要么是西方的舶来品，要么是西方的强加物。无论纯粹的“拿来主义”还是全盘接受他国理论输出，都极易导致理论上的短期性和脆弱性。例如，一些非洲国家尽管是万隆会议的共同发起方，但对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确信；一旦面临西方人权理论的强大压力，它们就发生动摇。2002年，非洲联盟取代非洲统一组织，放弃了不干涉内政原则。非盟宪章规定，在四种情况下可以干涉其成员国的内政。但后来非洲“突然”发现，国际刑事法院迄今为止的所有案件都是针对非洲的，这才逐渐理解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严重后果。基于这一认识，在2015年6月非盟峰会期间，非盟强烈反对国际刑事法院施压南非警方逮捕苏丹总统巴希尔的做法。这表明，认清方向、矢志不渝，对一种理论乃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是多么至关重要。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