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函向法院求情不但贻笑大方且祸国殃民

　　中新网1月21日电 近日，中国大陆媒体曝光一批“公函求情”案例。比如，陕西一国企员工涉嫌受贿，企业反而向法院发公函为其求情，法院不好拒绝竟“酌情考虑”。对此，美国侨报网20日发表文章称，递条子、打招呼、卖面子，中国自古有之，但在法治时代，这种观念不但贻笑大方，且祸国殃民。

　　文章摘编如下：

　　春秋战国时的法家流派，主张法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思想一度成为集权者稳定社会的主要统治手段。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终究还是让位儒家。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

　　儒家讲究“忠孝仁义”，以“仁义”治天下。这种思想体现文化上，便是“情理主义”、“以德治国、“人治主义”。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各代统治者都遵循“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律虽明设大典，礼尤贵顺人情”的治国理念。儒家的“中庸之道”和“中庸之德”，让人情文化彻底扎根中国，也让中国成为“超级人情大国”。

　　普遍精神服从特殊私情，法制精神让位人伦情理，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情大于理，理大于法”文化。这一文化强调情为源、理为用、法为末。这里的“情”，是指“人之常情”，是指社会情感和人情，所以中国人重视情面。这里的“理”是指社会约定俗成的、抽象的律则，所以中国人爱用“天理”捍卫自己的正当性。至于“法”，是指客观普遍的、强制性、具体的制定法，故而中国社会追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法外开恩、法让步于情和理的例子，在中国古代现实乃是文艺作品都可找到不少。《三国演义》中，曹操马踏青苗，按他自定的军法应当斩首。但最后却“割发代首”从轻发落，这就是情大于法。《水浒传》中，宋江怒杀阎婆惜，按照“杀人偿命”的天理，他即便死罪可免活罪也难逃。但最后宋江仍在人情关系下逃过重刑。

　　必须承认，儒家注重“情理法兼顾”的治国理念，有一定可取性。但始终将“人情”放在首位，则会祸患百出。当今中国脱胎换骨于封建传统文化，残留着一些封建基因自是难免。所以，人情往来成为潜规则，各种“奇葩”求情公函也粉墨登场。这种“人情优先”的背后，伴随的往往是践踏司法，徇私舞弊。

　　身体进入21世纪，思维还停留在几个世纪前，这是一种错位。递条子、打招呼、卖面子，中国自古有之。但在法治时代，这种观念不但贻笑大方，且祸国殃民。

　　2014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聚焦依法治国主题。中国要与世界文明对接，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不能墨守成规，只能与时俱进。部分官员依旧沉湎“人情优先”，暴露出他们对法律的漠视和法律意识的淡薄，这必然会拖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后腿。

　　在中共规划的法治蓝图里，已经写入“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这对官场生态的改观会起到正面作用。但除了外部制度的监督警示，中共还需考虑加大对各级官员法制观念、法治意识的强化培训，纠正官员根深蒂固的“人治意识”，让“以法为准绳”的观念深入官员内心。如此，权力干预司法的趋势才能得到遏制。(骆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