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温州热土孕育“三位一体”
来源：《温州文史资料》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
标题：《温州热土孕育“三位一体”》
编者按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温州文史资料》（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开卷第一篇，收入《温州热土孕育“三位一体”》一文。该文由当年瑞安“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改革的直接领导者陈林同志，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同志提供素材，温州市政协委员、原温州民革专职副主委余德松等同志帮助整理。文章以陈林同志第一人称，概要回顾了瑞安改革的辉煌历程，并对这项改革的意义与前景、挑战与机遇有所阐发。
这是当代人著就的当代史。温州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引领全国潮流。最近十几年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改革创新？“三位一体”合作经济，是首屈一指的。《人民日报》2018年1月21日第1版发表的中央农办官方署名文章《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在浙江的形成与实践》，第一段就明确指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亲自部署了一系列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工程，探索推进了“三位一体”合作经济发展等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三农”发展的重要论述。
由此可见，“三位一体”合作经济，被作为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一系列农业农村重大改革的主要代表。这是温州人需要倍加珍惜的。据基层干部群众不断反映，自从2007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离开，“三位一体”改革多年陷入低潮，出现倒退和反复，出现歪曲和假冒。更有甚者，个别地方领导，长期压制未能奏效，转而采取浑水摸鱼的办法，勾结私人老板和冒牌专家，搞起他们所熟悉的圈钱圈地的名堂。这恰恰说明“三位一体”合作，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否则官老爷为什么要抵制和歪曲呢？反之则反是，违法征地拆迁、野蛮计生维稳之类的事情，这些人不教就会、不惜代价也要干。这是检验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又好比当年井冈山的斗争，也就坚持了两年多就被白军攻陷了，但是，正确的政策路线和战略策略已然成型，走向全国胜利的红色基因已经奠定了源代码。毛泽东思想是在和党内外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亦复如是。在改革力量越强的地方，反改革力量也越强。决战决胜的时刻，正在到来。
在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的今天，正本清源，继往开来。我们把原文中的小标题“为了总书记的嘱托”，提升合并到文章正题中。全文刊发，供同志们参阅。
一
“三位一体”的温州缘起
2004年年底，浙江省委组织部进京引进博士后到地方、部门挂职。此时我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已经在一家金融机构总部担任审核委员。经过层层选拔，我有幸来到温州这方改革热土，2005年4月就任瑞安市副市长，后又兼任瑞安市金融工作委员会主任。瑞安是温州模式的主要发祥地，位列全国百强县（市），又有所谓“温州文化在瑞安”、“东南小邹鲁”之称，自古人文荟萃。
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温州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全国前列，但也率先遇到一些体制瓶颈。在经济总体实力不断提升的同时，温州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例如瑞安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还存在较大差距，部分山区、海岛甚至还比较贫困。瑞安中西部地区以欠发达乡镇居多，经济结构仍然以农为主。同时，瑞安一部分农业的产业化和国际化程度已经比较高，直接面临着加入WTO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空前竞争。三农问题在瑞安仍然存在，而且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和先导意义。
无论在瑞安还是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虽有较大发展，但是真正的农民获益有限。正如习近平同志2001年在其清华博士论文中业已指出的：在一些地方由于没有建立合理的市场主体利益分配机制，“龙头”公司与农户之间是一种买断关系，市场利益主要让“龙头”公司拿去……。习近平同志认为“寻找到一种较为合理的市场利益分配机制也是可能的”，他论文中列举的例证就是欧美国家的农业合作社、日本和韩国的农协。习近平同志豪迈预言：“新型的合作化道路将会越走越广阔”。
而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经推行的“合作化运动”，在互助组、“初级社”阶段还是能够尊重财产权利和市场规律的，到了“高级社”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之后已经失去了合作制的本义，留下很多负面记忆。为此需要正本清源。合作制具有社会主义的传统渊源，更完全可兼容于现代市场经济。
我国农村改革之初就已提出的“家庭经营、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践中更多是“一分了之”，在其“统”的一面迟迟没有落实，社会化服务体系也一直是薄弱环节，这都有赖于合作制经济组织的大发展作为依托。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有关部门片面模仿欧美模式的“专业合作”，在小农为主的基本国情下，所能搞出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大都是假的或者空的；另外一些人向往东亚模式的“综合农协”，照搬照套也是无从着手的；当年学习苏联模式“集体化”曾遭遇重大挫折，但是，所已形成的供销社、信用社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资源，亦有其正面价值，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大幅度改革重组。
不期然，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在瑞安交汇。
瑞安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与改革，都有一些进展，但是各行其道都难以克服自身的体制症结。其实这在习近平同志的博士论文中早有答案：“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把生产职能与流通职能融为一体……发展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大规模的中心合作社”。“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瑞安发现的问题在全省、全国都有普遍性。我到瑞安任职不久，就决心应对这个挑战。
2006年1月8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构想。此前在瑞安从2005年6月已经悄悄启动了基层试点，为此进行了精心的理论准备和政治布局，预埋伏笔。
2006年3月17日，瑞安市人大全体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作出部署：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流通和科技推广体系，引导成立“三位一体”的农村合作协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合作化道路。当年3月25日，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确立了“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的基本宗旨，此后进一步加强了综合试点工作，取得突破进展。厚积薄发，先声夺人，很快在省内外造成广泛影响。
在一年多的试点过程中，通过反复沟通协调，借力使力，以及包容性的结构设计，逐一争取了合作银行、供销联社和农业局、农办、科技局、科协、民政局、发改局，以及金融办、人民银行、银监办、农业银行等部门单位的支持。瑞安市委组织部、瑞安团市委也积极参与——组织部从整合基层组织资源的角度，配合试点加派农村工作指导员，而团市委的青年志愿者支农活动也被赋予新的生机，后来得到了团中央的表彰。更有大批乡村干部、农民骨干热情投入，搞得有声有色。甚至于，瑞安电台和温州电视台的相关报道都在省里得了奖。一时间，瑞安呈现出“咸与维新”的局面。
瑞安“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的创建被列为2006年度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十大新闻”，2007年12月入选当年“全国改革十大探索”，2008年11月入选 “全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创新案例”，2014年入选首届国家治理创新优秀成果以及“新农村”十佳中国经验。2017年，“三位一体”正式载入中央一号文件。2017年6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多个部委，专程到改革发源地瑞安，召开了全国发展“三位一体”合作现场会。2017年8月，国家农业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等14个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农村改革试验区拓展试验任务的批复》，列入了温州市“三位一体”农民合作体系建设。
二
十年磨一剑：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06年10月24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杭州听取了我的专题汇报后指出：瑞安市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与联合组织，把合作制农业产业化经营又提高了一个层次。他们提出三位一体服务三农、条块交融统筹城乡，通过建立健全农村金融、流通、技术推广体系为会员服务，实现了新老合作经济资源的对接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与联合。他当即决定：要向面上推广。
在汇报会上，习近平同志亲切称我“（清华）学弟”，高度评价为：“陈林同志学以致用啊,博士的作用真正发挥出来了。博士就要到这样的岗位上来,这才相得益彰啊,才能发挥化合作用,当地也需要你,你也需要当地”。“这个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历史、对政策的把握，恰到好处”。
2006年11月14日，浙江日报在持续采访半年多的基础上，发表了整版长篇通讯《瑞安农协的乡村合作实验》。2006年12月19日，全省现场会到瑞安召开。习近平同志亲自出席，进一步提出“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以及“条块交融、统筹城乡”的要求。“三位一体”的新型合作经济理论至此完整确立，现已成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日益发挥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全省现场会之后不久，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调任上海市委书记，我和瑞安基层的干部群众，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挑战。2007年7月前后，在习近平同志的指示下，上海市农委、供销社以及南汇区（现已并入浦东新区），分别组团到瑞安考察取经。2009年4月，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河南兰考考察时，问在场人员：“你们是否认识陈林？”在得到肯定答复后又说：“我在浙江工作时，陈林在瑞安推动三位一体，有很多不同声音和意见，我是支持的并开现场会推动”。
改革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个过程中不仅有杂音，更有各种上下其手。往往改革力量越强的地方，反改革力量也越强。正如有的专家指出，现在有些部门，至少是这些部门里的相当一些人，已经形成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团。党和政府的各种支农惠农政策，一路上跑、冒、滴、漏，最后到了基层农户特别是中下层农户那里，已经所剩无几了。至于一些大大小小的工商资本，或多或少的与权力部门相结合，已经在农村加工、流通等环节占据较强的垄断地位。反过来，如果我们真正致力于提升农民的整体“位势”，“三位一体”横空出世，则必然牵动既得利益格局的敏感神经，引起种种反弹。有的部门要么必欲除之而后快，否则就想纳为囊中之物。孙政才主政时期的农业部，对于浙江兴起的“三位一体”改革，长期视若不见，暗中压制。供销社系统貌似有些积极性，又生怕改革改到自己头上，造成一种叶公好龙、指鹿为马的奇观。某些金融单位一味“拜金”，置身事外，日益疏离农村和农民。一些地方领导忽冷忽热，避重就轻，无力驾驭改革局面，干脆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以求蒙混过关。旧有的选人用人机制，尚不能确保改革力量的稳步壮大。合作事业需要志愿精神，而非官僚习气，也不能完全照搬行政套路。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汪洋副总理多次过问“三位一体”建设。浙江、贵州、广东等省在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省委文件中，郑重列入了“三位一体”的部署。更多基层和民间的合作社志愿者，也自发把“三位一体”作为目标模式，在全国呈现星火燎原之势。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须知“小农”长期是被作为“改造”甚至“消灭”的对象，这是几十年来，“小农”首次在中央文件中被赋予正面期待。其实这个表述的原型，可以追溯到2006年5月15日《浙江日报》评论文章“建立强大的农业组织体系”，此文以当时正在瑞安试点的“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为代表，提出“把小农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从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著述来看，社会化服务体系就应该是以合作经济组织为本的。
十年多来，无论在任何岗位上，我都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开拓进取。相关研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一等资助、特别资助。为了巩固改革成果，烘托改革氛围，传播改革理念，从政治高度出发，长期奉行“源代码开放”策略。多位学者与我合作，或者利用我积累的材料、借用我倡导的学术观点，申请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或者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或者写成了论文或著作。由此也影响了数百篇相关文章、十几部博士硕士论文、数十份“两会”提案的产生。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日趋活跃的新学科领域。
我从“三位一体”理论与实践作为切入点，展开了对于习近平三农思想的全面研究。又在习近平三农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习近平经济思想有所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深入阐发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特别是市场化思想、习近平农村市场化思想特别是要素市场化思想、习近平农民组织化思想特别是新型合作化思想。从而发现和阐明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与三农思想的内在联系和一脉相承，其在贵州和浙江等地的“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和“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改革中得到印证和丰富。有关研究突破了传统的合作经济和三农问题的思维定势，对于“三位一体”合作经济给出了系统深入的理论证明和操作方案；总结了“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实践经验，提出和论证了社员分级分类、“双重会籍”、“联邦制农协”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以及“三位一体”金融构造的三种具体模式设计。我所领导的研究推广团队，还承担了若干地方党委政府的委托课题，继续行走在“学以致用”的路线上。
三
温州民革为“三位一体”改革鼓与呼
促进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本来是20世纪以来中国主要政党的最大公约数之一。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均开设了《农村合作》课程。当时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运动考察报告》中大力推崇合作社。另一方面，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把合作社作为贯彻民生主义和“财富社会化”的经济组织，也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七项任务之一。
三农亦是民革长期关注的重要领域。温州民革以高度的政治敏感、强烈的社会关怀，发挥专业优势，很早开始进行专题调研，并长期跟进。2009年2月，在温州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民革温州市委会提案：《关于持续探索“三位一体”模式 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建议》，温州市政协委员、民革温州市委会专职副主委余德松作大会发言。余德松委员主张：创新涉农工作格局。改革改到深处是体制。“三位一体”模式要真正取得突破性成果，现有涉农体制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温州在这项实验中应发挥“敢为天下先”的温州精神，按国务院大部制改革的意图，将原先的对农渠道纳入总管，形成政府层面的对农工作综合平台，与农协这个平台进行互动交流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涉农政策资源的集中效益。余德松委员认为，温州在“三位一体”模式已成功创立的有利条件下应敢于突破并有所建树，目的是通过变革创新为我市乃至全国的涉农体制改革提供一种思路和样本。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巩固改革成果，民革温州市委经过精心筹备，2010年11月在温州主办了“三位一体、服务三农”论坛，旨在以实践经验促进“三农”学界的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为“三位一体”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民革中央调研部部长刘英琪，市政协主席包哲东，市委常委、副市长黄德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陈作荣，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革温州市委会主委王小同等出席论坛。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原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博士等著名学者专家，应邀参会，发表重要见解。这也是在“三位一体”改革一度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来自温州社会发出的鼓与呼，弥足珍贵。
在温州民革的积极带动下，其他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全国各级各地人大政协会议上有关“三位一体”的提案、建议、发言，层出不穷，有些直接借用了民革的调研成果。为此我专门编辑整理了《浙江农村新型合作组织“三位一体”探索在各级政协会议上引起广泛呼应》一文，作为内参刊于《中央编译局要报》，送呈中央领导同志。后来我组织编写《“两会”上的“三位一体”》专题资料，年复一年都有新的内容需要增订。
各级各地人大政协会议上呼声不约而至，这表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三位一体”构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深得人心。这一构想抓到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抓到了统筹城乡的枢纽。其所遭遇的重重阻力恰恰暴露了利益集团的真实面目，这些都是“三位一体”改革意义所在，而且是动态演进的。也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倒逼改革”。从试点全过程来看，做好谋篇布局至关重要，同时需要体制内外、民主党派、学界媒体的呼应和互动。因此，在重要的关节点上，温州民革的有识之士，共襄改革盛举，可以起到四两拨千金的杠杆作用。
我与民革的缘份越来越深。早在到瑞安任职之初，就结识了当时的民革瑞安市总支主委陈慕林律师，因我也有律师资格，彼此有较多的共同语言。我曾在台湾地区讲学交流，对于两岸关系有一些研究和体会，于是受瑞安民革组织的邀请，做过一场台海形势报告会。后来共同推动三农调研，与瑞安和温州民革人士的手足情谊更为深厚了。遗憾的是没有对温州民革工作有更多贡献。后来民革中央刘家强副主席多次关心“三位一体”改革进展，部署相关调研。浙江民革计时华主委去年还专门与我联系过。2017年12月，浙江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工作委员会开展了“三位一体”专题考察。进入2018年，民革温州市委会又在组织新一轮研讨和提案工作。
四
蝴蝶效应与世界潮流
“三位一体”好比是个联立方程组。这个科学命题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提炼，更率先在温州写出了答卷。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种动态均衡的结构，将体制内资源与体制外资源融为一炉，并结合中国实际，对专业合作为主的欧美模式与社区合作为主的东亚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这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首创性质的，是一种制度意义上、植根中国本土的自主创新，同时也是各级各类合作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殊途同归；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实践硕果，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温州人民的伟大创造。
瑞安试点的具体方案不是一下子和盘托出的，而是步步深入暗藏玄机。一开始并未大刀阔斧，而是拾遗补缺、穿针引线，整个过程不依赖强迫命令，而是求同存异、循循善诱，没有开膛破肚伤筋动骨，却改变着神经传导机制和思维认知模式。在改革的每一阶段，特别是启动阶段，需要平衡协调各方面、多层次的利益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解各种阻力和摩擦，迂回曲折不断前进。又在第一时间先声夺人，稳住局面，以资源重组的净收益巩固各方面的参与。
这是一系列合作的博弈，这个经验固然不是十分成熟，但是基本的结构和路径是清晰的。这个结构和路径的形成有一个反复磨合的过程。关键在于超越旧有观念和既得利益，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一套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论述，更要在各种利益关系之间进行大量的平衡、协调、补偿和置换。但瑞安只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是动态的、脆弱的，尤其是缺乏体制上、法律上的保障。要继续巩固和扩大改革成果，尚有赖于强有力的政治决断以及资源整合。
文汇报曾经载文报道，题为“博士后市长激起蝴蝶效应”，这句话我恐怕只能同意一半。我的确是一只小小的蝴蝶，但温州发端的“三位一体”，得道多助，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潮流所向，这种巨大效应，不是一、两只蝴蝶所为，而是许多干部群众同心协力的结果。作为一个挂职干部，好处是相对超脱，容易做到心无挂碍，但是又容易流于表面，大家相敬如宾、相安无事，也就混混日子过去了。要推动工作，打消大家的疑虑，首先是自己端正心态，不能有过客思想。在其位，谋其政，放下身段，负起责任，赢得人心。
时光荏苒，虽已离任多年，我一直密切关注温州的发展变化，更不能忘怀温州干部群众对我的关爱。我有幸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也感恩温州给予我的机遇和成长。当然作为改革先发地区，温州也更早触及体制机制上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解决。
近年来，“三位一体”合作事业重整旗鼓。风云际会，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变革蓄势待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常引用的孙中山先生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将不忘初心，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为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多做一些工作。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