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因被曝乞讨月入过万打赢与媒体官司 自称是卖艺
在卖艺时，李大鹏会把判决结果挂在胸前
早晨收拾停当后，李大鹏准备前往地铁卖艺
虽然曾被报道拥有两套房产，李大鹏实际的租住地在一片棚户区里
只有在卖艺时，李大鹏才会换上破旧的衣服
李大鹏(化名)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自己在地铁车厢内的行为不是乞讨，而是卖艺。
在外人看来，李大鹏和地铁内的其他乞讨人员没什么区别，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早就把尊严弃掷在地上，摔个粉碎，然而李大鹏似乎一直把尊严轻轻捧在手心。
去年有媒体报道李大鹏“装瘸乞讨，月入过万，在北京拥有两套房”，租住在不到10平方米陋室中的李大鹏无法接受其中失实的部分，他决定打一场官司。4个月前，地铁卖艺人李大鹏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法院一审判决李大鹏获赔5000元。
在一些乞讨者眼中，自尊心强的李大鹏也还有着蛮横的一面，说他长期垄断5号线，把其他的乞讨者赶走。而李大鹏却解释，他维护了5号线的秩序，给这个“江湖”立了“规矩”。他对这个圈子内的人充满了不屑，认为其中有太多好吃懒做的人。李大鹏想再多攒点钱，离开这个圈子。
胜诉的官司
4月13日上午10点，李大鹏又准时地出现在地铁车厢内，开始“卖艺工作”，只是他的行头和开场白与众不同。脖子上挂着一份法院判决书复印件，李大鹏念起已经无数次读过的判决结果，一些乘客被吸引住了，凝视着他胸前的那纸法律文书。
就在4个月前，李大鹏打赢了和一家媒体的官司。这家媒体报道了地铁乞讨人员的现象，李大鹏是重点报道对象之一，报道称李大鹏“装瘸乞讨，月入过万，在北京购买了两套房产”。
李大鹏的朋友老孙看到了那档节目的视频，并电话告知了他。随后多日，李大鹏耳边偶尔传来乘客的嘟囔，“就他，两套房”，他甚至成了站内保洁和站外摩的司机口中的“传奇人物”。
最先感受到的影响来自于收入，李大鹏说他平日里早晨10点开工，晚上6点“下班”，正常一天可以挣100多元，如果晚上“加班”到夜晚11点左右，一天的收入多则300元，少则200多元。
节目播出之后，大鹏估算，正月十五是节日，按惯例一天能挣五六百，但那天他只挣到了120元。“气得我晚上也不加班了，有时候我都戴着口罩，怕被人认出来。”
李大鹏请不起律师，他自己将媒体告到了法院。李大鹏诉称，2015年2月27日，这家媒体报道他在地铁内装瘸乞讨，月收入上万，且在北京有两套住房，这些均为不实消息。同时，该节目虽经视频模糊处理，但仍可以看得出是他本人。
李大鹏认为，被告侵犯了他的名誉权，他提出了公开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精神损失5万元。被告辩称，栏目中进行了视频模糊处理，并未涉及乞讨人员真实身份及姓名等信息，仅以“李某”代称，因此相关报道并未导致社会评价降低。
受理法院前往房管部门进行调查，发现李大鹏在北京没有房屋登记信息。法院认定，媒体关于李大鹏“在北京买下两套住房”的说法，属于新闻内容失实，故法院认定媒体侵权，需向李大鹏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失5000元。
“卖艺不等于乞讨”
“我这像是有两套房的吗？”李大鹏如今住在南城的一片棚户区的二楼，房间不足10平方米，房租每个月700元。屋内堆满了各类杂物和家具，做饭只能在二楼过道中，过道空间局促，一个身材苗条的人才能从容通过。
“报道说我是乞讨，我怎么能是乞讨？”李大鹏绷着脸，纠正着报道中使用的词语。他认为自己是卖艺者，在他的“字典”中，乞讨是主动向别人要钱，而自己从不这样做，他通常是唱着歌曲在车厢内来来回回，“我这叫‘卖艺’，我给大家唱歌，大家愿意给就给，不愿意给就不给。”
那极强的自尊心没法平息下来，李大鹏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那篇对自己的报道，开始了逐条批驳。
“他们说我是假装残疾，我是二级视力残疾，有正规的残疾证。”李大鹏说，由于视神经萎缩，眼前一片模糊，在地铁车辆启动和停止之时，自己很可能在惯性的作用下前倾摔倒，所以他选择坐在地上，一手拿着放钱的纸箱，一手撑地，用屁股蹭着地面向前挪动。他还强调，自己手持的是盲人棍，而不是拐杖。
李大鹏还算着一笔账，报道中说他一天能挣300元，一个月收入过万。“他们会不会数数，一天就算我300元，一个月我也才9000元，怎么过万？”李大鹏说，自己平常一天挣100多元，每天晚上加班到11点，一天才能挣200多元到300元。自己有时身体不适会休息，或者不加班，一个月根本到不了一万元。
最近李大鹏得到消息，被告不服一审判决而上诉，他有些不解。“这明摆着的事，他们还上诉什么劲？”
为了生活而低头
为了挽回自己的自尊，李大鹏起诉了媒体并胜诉，然而在命运面前，李大鹏还是得低头。
“盲人是残疾人中最惨的，一辈子只能干三件事，一是算命，二是按摩，还有就是现在我干这行了。”李大鹏父母早亡，他本想成为一名按摩师，1995年，24岁的他眼睛发病，成为了二级盲人，一个月领着100多元的低保。经过了10年的困苦生活，无儿无女的他学了按摩手艺，2005年他从黑龙江来到北京闯荡。
由于没有按摩资格证，李大鹏找不到工作。心灰意冷的李大鹏在地铁里“晃悠”的时候，发现车厢内的乞讨人员一拨接一拨，“有唱歌的，有抱孩子的”。
李大鹏心想着，这应该是个不错的谋生方式。
“头几个月特不好意思。”李大鹏抹不开面子张嘴要钱，他在地铁内徘徊了好一段时间。总归抵不过生计的需要，李大鹏心一横，在地铁里亮开了自己的嗓门。
他唱过《铁窗泪》、《打工谣》等一类歌曲，后来每天跟着录音机的同期声哼唱《大悲咒》。李大鹏眼不好使，起初跟着几个认识的老头老太太搭档卖艺，李大鹏在地铁里唱歌，搭档在前面牵着他的手，每天得到的钱对半平分。“后来人家都学会了，都单干了。”
在此期间，李大鹏离过两次婚，他认为第二个妻子在利用自己，只是看重钱财，便选择了分开。
四年前，李大鹏认识了如今每日陪在身边的“大姐”，“大姐”此前跟随亲戚来北京谋生。两人好上后，“大姐”照顾着李大鹏的生活。每天扶着他进出地铁站，给他做饭。李大鹏在车厢内卖艺的时候，“大姐”便在车厢另一边等他，拿着水和干粮。
一天的工作结束，李大鹏在“大姐”的帮助下换衣，他执拗地换上干净利索的衣服出站。在非工作时间，他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邋遢。案子最后一天开庭时，李大鹏穿着一套西服去了法院，这是他最贵的一套衣服，是结婚时花2000多元买的。
霸道与规矩
李大鹏觉得媒体的报道让他脸上无光，是因为5号线是他的“专线”，这让他在乘客眼中的辨识度很高，媒体只要提起5号线的卖艺人，那十之八九就是指李大鹏。
但在一些乞讨者眼中，李大鹏就是5号线一霸，他蛮横地进行着垄断，不允许他人在此乞讨。
李大鹏听说了这些对自己的评价，他完全无法认同，提高声调做着反驳。“我这是用生命在保护5号线呀，我生是5号线的人，死是5号线的鬼。”
李大鹏觉得，自己像是5号线上的“秩序维护者”，正因为他的存在，减少了乞讨者的数量。他只允许老孙(化名)等少数几个朋友在5号线卖艺。
“打老多仗了。”这些年里，李大鹏不时需要用更激烈的举动维护自己的规则。一旦出现陌生面孔，李大鹏第一次先“教育”，第二次就直接上手。几个省份的群体企图进入5号线活动，在李大鹏这里碰了“钉子”。
李大鹏也挨过打，一次一名乞讨者拎着粗大的枣木棍子，抡在了他的脑袋上。“木棍打下去，折成好几节呀。”但李大鹏还是反败为胜，他一手揪住对方的耳朵，一手抓着手腕，用牙咬了下去。
乞讨者落荒而逃，掉了自己的行头，李大鹏捡起来看了看。“他的残疾证是假的。”第二天，再进地铁时，一根不锈钢管背在了李大鹏的身后。
抱小孩乞讨的妇女也和李大鹏结过梁子，“她们不敢动我，就欺负‘大姐’。”一天几个妇女将“大姐”拿着的拐棍抢跑了，李大鹏听说，这些都成了那几个人在其他地铁线路吹嘘的资本。曾经有三个妇女的男人来找李大鹏报复，“大姐”见状赶紧找到了地铁的安保人员，这才让李大鹏逃过一劫。
李大鹏认为这些“来犯者”多是胆小的，而凭着火拼的那股狠劲，自己在5号线站稳了脚跟，他说自己秉持的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不去其他的线路乞讨，也不允许其他人来5号线乞讨。
李大鹏也听说过，故宫后门乞讨的残疾人一天就挣2000元，但心中并没眼红，“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当然，为了所谓的“规矩”，李大鹏没少被拘留。
对圈内人的不屑
“我要是眼睛好，在老家一个月能挣1000元，也不来干这个呀。”李大鹏时常畅想自己如果是个正常人，一定不会进入这个行当。所以他对身体健全却假装残疾的乞讨人员格外不屑。“这种人，我见一个打一个。”
李大鹏还曾被其他乞讨者举报过，他记得有个人写信举报，称他是老大，在地铁里收保护费。李大鹏否认了指控，指责举报者装瘸，安假肢。“他们拄着拐棍装瘸，闭上眼睛装瞎。我最烦他们。”
“我不跟他们联系。”李大鹏觉得自己超然独立于这个圈子，在他眼中，大部分乞讨者没几个能干的，他们好吃懒做，到处借钱赌博，有的乞讨者一个月只工作10天。“大张从正月去过地铁一次，到现在两个月没来。他们一年也就干100天，天天赌。”
小熊曾经和李大鹏关系很好，两人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人举报李大鹏的事，也是小熊给李大鹏透露的口信。但后来，李大鹏发现小熊天天赌博，两人的交情也就慢慢淡了下来。
不过有些人的才艺还是得到了李大鹏的肯定，“老孙的高音唱得好，他肯定学过，我开玩笑说他可以去星光大道。”李大鹏发现老孙最近勤快了，因为他有了个女友，两人相差近20岁。老孙挣来的钱都花在女友身上，女友手机也换了，首饰也戴上了。
李大鹏纳闷老孙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儿子留点积蓄，老孙回复他：“啥？给他？那我呢？一分也不给！”李大鹏摇着头，没法认同老孙在生活中的态度。
李大鹏把更多的赞许留给了自己，他认为自己是个“劳模”，不断进行着付出。他也没忘了曾经失败的按摩生意，还想着可以东山再起。
有人看见那纸判决书，佩服李大鹏的勇气，递上张百元大钞，而音箱里还放着那首单曲循环的《大悲咒》。
尽管曾表示“是用生命在保护5号线”，但李大鹏琢磨着，无论是卖艺还是乞讨，地铁的管理总会越来越严。到那时，他就打算按下音箱的“停止键”，离开北京。用那些积攒自5号线上的积蓄，开办一个属于自己的门脸。本版文/本报记者杨琳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袁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