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四大总体性贡献
——对梁漱溟之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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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庆祥
六十多年前，先辈就希望中国对世界作出贡献。梁漱溟曾问：“中国以什么贡献给世界？”六十多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这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珍贵礼物。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给以高度重视，强调坚定道路自信。总体上讲，这样的中国道路能为世界作出以下贡献。
生存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中国主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即它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这是“生存性贡献”。
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首要问题，不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就难以安定。因为如果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就意味着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陈腐的东西可能会死灰复燃。
中国道路使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本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就是首先要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在党的十三大上，就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上个世纪90年代即在党的十五大上，我们党又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了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第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不仅使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真正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中国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对整个世界是一种巨大的“生存性贡献”。
发展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中国人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这既有利于拓宽世界在中国的市场，为世界发展创造机会，也有利于使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成果，这是“发展性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中国共产党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在决策正确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动员组织国家一切资源和力量办成大事；二是注重基于中国基本国情、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来解决中国问题，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三是注重学习、总结经验教训、自我纠错、自我更新和开拓创新。它积极学习世界一切文明有益成果，如“市场经济”、“国家治理”、“社会组织”。这既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也可促进社会和谐，还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克服自身的局限，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四是它既一脉相承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同时又与时俱进地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进行开拓创新；五是它努力反映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不断确定具有动员和凝聚作用的战略目标，具有战略定力。显然，这些独特优势不仅能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能极大推进中国发展。一些人较多看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所谓“弊端”，却忽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上述独特优势，这需要澄明。
中国道路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优势：它注重“一元主导”，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原则，具有正确导向，不改旗；它强调改革发展历史进程中基本的矛盾关系的结合、协调，具有可持续性，不摇摆；它注重“自主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具有动力作用，不懈怠；它注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蕴含着治国理政的政治智慧，不僵化；它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战略目标，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总体方略，不迷失。显然，这些独特优势能极大促进中国发展。
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一种“发展性贡献”。中国的发展，既为整个世界贡献了诸多低成本的日常生活消费品和高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如在世界许多国家，我们都可以看到由中国生产的日常生活消费品，中国的高铁走出去，也是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又拓宽了世界在中国的市场发展空间，如航空、汽车、手机、电脑、电视等；还能使一些国家共享中国发展的成果，如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战略，就可以使沿带沿路、沿途沿线的国家从中受益。
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向世界展示了贵和尚中、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的“仁义”、“和合”文化更具世界道义性，更具世界魅力，这是“文化性”贡献。
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开创出来的，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基因。
中国道路表明，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具有指导意义。自从苏联解体后，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信仰。实际上，失去生命力的马克思主义，是那种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注重世界和平发展。因而它不仅没有过时，而且焕发出勃勃生机；它既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也在理论上提高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和吸引力。这是中国道路对“意识形态”的一种文化贡献。
西方许多学者在极力维护美国霸权及其在世界上唯我独尊的地位，认为西方国家推行的所谓普世价值可以成为普遍性的文明规范，因而极力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蔑视非西方世界的文明。他们往往用西方话语体系解读中国，不愿承认中国道路及其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确证世界文明具有多样性，确证中国的“仁义”、“和合”文化及其文明更具有道义性。显然，中国道路用“和谐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标准来比较各种政体的表现，更具正当性、道义性、合理性。这是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一种新的文明类型，这种新型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这是中国道路对“世界文明”的一种文化贡献。
中国道路表明，各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破除了对发展的单一模式的迷信，这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其他发展中国家应依照本国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是从中国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而开辟的发展道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我国实践发展的逻辑：在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现成公式可以遵循，也没有既成模式可以照搬，必须走自己的路。由此，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认识中国国情，我们党得出一个对中国道路具有“总依据”意义的重大论断，即我国社会主义依然处在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首要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既要利用“市场经济”，又要力求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达到全面协调和统筹兼顾，还要实行“改革开放”。实践证明，注重发展与和谐相统一的中国道路具有鲜明优势，是促进中国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中国道路因具有哲学基础且又蕴含“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因而是对确证“道路多样性”的一种文化性贡献。
和平性贡献
中国道路使世界力量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力量转移，进而重构着世界新格局，促进世界多极平衡，利于维护世界和平，这是“和平性贡献”。
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发展道路具有三个理论支柱：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认为最好的制度是尊重个人的自由；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文明是真正的文明，西方标准就是世界标准，非西方世界应向西方标准看齐；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认为国家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符合自然秩序。显然，这种道路蕴含的是“两极对立”的世界观，蕴含着“对立”、“冲突”甚至发动战争的基因，因而不利于世界和平。这就是当今世界不够安定、不大和平的深层原因之一。中国道路既尊重个人权利、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又注重社会和谐，也强调国家富强；中国道路的世界表达，就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它既强调世界多极制约、世界大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反对单极独霸，又注重建构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新秩序。就是说，中国道路强调世界是多极而不是一极，是合作共赢而不是一极独霸，是拒绝“国强必霸”的逻辑而不是对别国围堵打压。这种中国道路对整个世界就是一种“和平性”贡献。
（作者为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