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黄埔学子植德英潘文海的故事：历史此时已无声
黄埔学子植德英潘文海：
历史此时已无声
植德英与妻子合影。见习记者陈元才翻拍
晚年的黄埔军校老人潘文海还能坚持阅读。陈元才摄
1988年4月，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的全体同志合影。
黄埔军校中的海南人
岁月沧桑，黄埔军校当年英俊年少的同学，健在的已是白发苍苍。他们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或耳不能听、或目不能视，甚至缠绵病榻，意识模糊。但无论如何，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深切的记忆：黄埔军校。只要提到这四个字，衰弱残躯依然有强烈的颤抖与悸动。
植德英、潘文海就是这样两位黄埔军校老人，他们的命运尤其坎坷悲壮，晚年生命烛照已经幽微。这些曾经为国家为民族奉献的可敬老人，该如何能让他们时日不多的晚年感受到些许爱和温暖?
这是两位90多岁的黄埔军校老人，他们从战火硝烟中幸存下来，跨越了世纪。采访几乎是在无声中进行，要依靠纸和笔完成，但老人不幸的经历以及阅尽沧桑后的豁达，数次令记者动容。一段历史，行到此时已无声，此时无声胜有声。
伞兵植德英的故事
这是一张过塑的黑白相片，它是主人联系黄埔军校的惟一物品，相片第二排右起第十位便是相片的主人——植德英，黄埔军校四分校17期26总队学员。
相片摄于1988年4月23日，上书“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全体同志合影”，至今离1949年的起义已经过去65年了。隔着65年的岁月，我们很难去想像当年的伞兵军官植德英戎装在身，何等英气逼人!而眼前的老人，仰面横躺床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对身外的世界置如罔闻。
6月12日，我们推开了琼海市长坡镇植德英的家门。房间昏暗狭小、蚊帐破旧发黄、被褥零乱。“爸爸，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来看你了。”女儿大声呼喊着植德英，老人似乎没听见，女儿又走上前摇晃着老人，植德英这才睁开眼睛，缓慢地抬起手来，嘴里含糊地说：“好!好!黄埔的!”
除了这几个单音节词，老人已不能再说更多的话了。
植德英，当年曾任国民党空军伞兵总队上尉分队长，这个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神奇的特殊兵种。植德英已不能说活，无法接受采访，我们只能从他多年前留下的短短自述材料中追寻他曾经的烽火岁月。
日军侵占海南后，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亡的道路，植德英考入黄埔军校，在步科学习。毕业后，英语流利的植德英，经过训练后分配到原国民党部队空军伞兵三团，任伞兵三团第三营上尉，曾跟随部队到广东、广西、湖南等地参加对日作战。
国民党空军伞兵部队，可说是一支精锐之师，由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是蒋介石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尤其是伞兵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因而，在1945年9月9日举“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上，蒋介石曾专门调遣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我们也由此可见当年植德英作为一名训练有素，又身经百战的军人，该是多么英气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内战，经过几年抗日浴血奋战的空军官兵更生厌战情绪。而植德英所在的伞兵三团团长刘农畯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带领全团官兵2500多人在连云港起义，这支起义的队伍也成为新中国伞兵的重要力量。
“植老很乐观，几年前，植老意识清晰时，每次来探望他，他都会大声地用英语和我们打招呼。”随行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身患疾病，这几年植德英健康每况愈下。
起义后，植德英调到南京孝陵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训练部兵器系任连级军事教员，1952年，被强制回乡监督管制劳动，随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植德英都首当其冲地受到迫害和不公正待待遇，挨打、游街示众是家常便饭，其间无辜入狱三次，服刑6年，直到1978年才给予平反;1988年4月，69岁的植德英被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到北京出席“原伞兵三团起义三十九周年座谈会”，座谈会上，老首长、老战友相见，不胜唏嘘，既感叹这一生坎坷不平，又庆幸起义迎来了新中国。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植德英老人只有一位女儿，由于过去长期受植德英牵连，植老女儿读书少收入低，生活水平也不高，老人不仅居住环境差，而且医疗、日常保健更是难以保证。
“父亲95岁了，年老多病，每天要大量服药，药费支出已是我一个沉重的负担。”
面对桌上大大小小的药瓶，植老女儿一脸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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